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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 　　严耕望( 1916 -1996) ，号归田，安徽桐城人，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专长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他治史以严谨著称，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备受史学界推崇。关于严耕望的治学方法，他所著《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已经做了具体的阐述。本文在对严耕望《治史三书》及其它著作研读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治学方法加以总结。 　　一、师承与治学方法的形成 　　严耕望先生治史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刘健明曾言: “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证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这种特点多是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在读书治学过程逐渐形成的。 　　严耕望认为对其治学影响特别深远的老师有三位，即小学时的冯溶生、中学时的李则纲和大学时代的钱穆。冯溶生是他小学的算术老师，他认为“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虽然冯溶生是一位数学老师，但严耕望在后来治史考证方面能够十分精密，是受到冯溶生师的影响。李则纲则把严耕望引到治史的道路上，使其在治史中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在高中读书时代就决定从事史学研究，治学方向的较早选定必然会对此后的阅读和思考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李则纲师的影响下，严耕望阅读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各种著作，具有了比较开阔的视野。严耕望谈及李则纲的影响时说:“得到则纲师的引导，广泛的吸取新知识，境界得到开阔，对于史学也渐有宏观的通识倾向。” 　　严耕望自在武汉大学时就受教于钱穆先生，后来成为钱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钱穆的教导对于严耕望的治学路径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钱穆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使严耕望对这两门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走上了研究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的道路。钱穆早年以考证著称，《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是其早年考证的代表作。而钱穆治学也具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回忆说:“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 钱穆的治学具有把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钱穆所提倡的是宏观和微观交互为用。他自己的工作便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国史大纲》以三十万字概括了中国史的全过程固然是宏观的大手笔，《朱子新学案》以百万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则更是微观的极致。”严耕望治学受钱穆影响很深。 　　严耕望先生后来进入史语所工作，史语所是考证学的中心，在这里他又受到考证的训练，对他的著述也产生了影响，他说: “基本上，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 　　二、精密的考证方法 　　严耕望除了直接受教于钱穆等先生，而且研读一些史学大家的著述，对其治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严耕望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钱穆和吕思勉四位先生，称他们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余英时认为严耕望兼收并揽四大家的优点，“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对于“专精”和“博通”，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开篇便论述这一问题。专精和博通与考证的精密和宏观的通识则是相辅相成的。严耕望所具有的“专精”和“博通”的治史素养，使其在治史特点上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 　　严耕望曾言，“惟余所长，仍在精核缜密一途。”严先生之言主要是指其在考证上的精密。历史记载有真有伪，史学的研究需要以考证为基础。要想考证的确凿可信，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证据，有所谓“孤证不立”。严耕望先生治史考证精密，史料丰赡，证据确凿。精密的考证是严耕望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 　　精密的考证，要以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为前提，严耕望先生搜罗史料具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严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文繁两百万”，该书对史料的搜罗，先生自称“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陈援庵先生所谓竭泽而渔，余此项工作庶几近之。”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严耕望进而进行精密的考证，其言“详征史料，悉心比堪，精辨细析，指证详明”。有学者称，“《唐代交通图考》是20 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唐代交通图考》之所以赢得学者如此好评，在广泛搜罗史料基础上作精密的考证当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搜罗史料广泛，严耕望的著作以材料丰赡、论断精确而著称。如其《唐人习业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