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乡村社会的 “洋学” 与 “私塾” 之争_0.docVIP

浅析中国乡村社会的 “洋学” 与 “私塾” 之争 　　一、 引言 　　20 世纪前半叶， 中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与欧美比肩发展， 以少数民族教育、 边疆教育、 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改革实践为主要内容， 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廖泰初于 1936 年所著 《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 就是这一阶段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廖泰初 (1910-2000 年)， 祖籍广东高要县。 1928 年夏， 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教育系学习。 1932 年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后， 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1935 年， 廖泰初以论文 “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评论” 获得燕京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硕士学位。 1935 年 10 月， 廖泰初在山东汶上县担任视学员，并开展乡村教育调查研究， 1936 年 1 月， 廖泰初结束了山东社会调研工作之后， 回到燕京大学， 并在教育系任教。 　　1937 年， 燕京、 协和、 清华、 南开、 金陵等 5 所大学及山东省政府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得到罗氏基金会 100 万美元之资助， 设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 促进政建教合一之推行。 从 1935 年开始，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鸿钧担任汶上县县长一职， 廖泰初则在汶上县担任视学员。 为寻求改进普及我国农村教育的具体措施， 在张鸿钧支持下， 他以视学员的身份深入到汶上县的各个村庄， 了解实际情况， 开展社会调查。 这部著作即是廖泰初于 1935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 月在山东省汶上县， 走访了 200 多个村庄， 参观了150 多个私塾的当地农村教育调查的成果， 亦是反映当时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史料。 20 世纪 30 年代，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面对沧桑巨变之下处于十字路口彷徨无助的中国教育， 廖泰初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中国的教育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在本书中， 作者从人类学的理论与视角出发， 为我们呈现出了汶上县 “私塾” 和 “洋学” 对立发展的状况， 并鲜明地指出， 文化冲突是以西洋文化为背景的 “洋学” 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二、 “洋学” 与 “私塾” 的对立 　　“汶上县是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县， 在济宁北部约九十公里的光景……是典型的华北农村。”作者之所以选择汶上县进行调查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汶上县与孔子的故乡曲阜的渊源。 这里离山东曲阜较近，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保留历史较长， 建设较为完善; 其二是作者当时担任县政府的视学员， 这一身份为调查研究提供了便利。 科举制度废除后， 汶上县一直存在两种平行并列但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 一种是“洋学”， 另一种是与之相对的 “汉学”， 即 “私塾”。 “洋学 又一名 官学， 其对称是 汉学 和 民学 ， 洋 是对 汉官 是对 民 的; 进一步去分析， 一种是 西洋化 的产物， 一种是 本位化的产物， 这样学校和 “私塾” 保持着二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 互相对立冲突的两种组织。”在汶上县是没有学校这一概念的， 老百姓把学校这一组织称之为 “洋学”， 如同 “洋人” 和 “洋货” 一样。 自 “清末新政” 以后， 国家权力逐步深入到乡村社会， 政府不断加强对乡村教育的控制， 开始改变社会原有的文化权力和结构，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摩擦与冲突也日渐增多。 汶上县的两种教育组织形式代表了老百姓与政府“不合作” 的现象， “洋学” 是在政府的严令下维持着， “私塾” 则在老百姓的烘托下枝叶繁茂。 在本书中，廖泰初分别从历史沿革、 教育主体、 设备、 教师、 管和教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汶上县 “洋学” 与 “私塾” 的对立发展状况。 　　三、 发展完备的 “私塾” 教育 　　汶上县的 “私塾” 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学制。 汶上县的 “私塾” 大致可以分为 4 种： 其一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 学生要向老师贡献束脩; 其二是义塾或义学， 学生来源于贫寒子弟， 办学经费由当地的人捐献或是当地富有的人为了积 “阴德” 而设立的一种 “私塾”; 其三是书塾， 设立在某家的义庄或宗祠内， 只教该姓的子弟; 其四是家馆， 这是当地有钱的乡绅为了自己的子弟能够做官， 由一家或数家设立的 “私塾”， 别的亲友的孩子也可以加入。 这 4 种类型的 “私塾” 基本上满足了乡村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的需要， 即使最贫苦的孩子， 一年用不到几角钱， 便可以跟着先生读书明理， 甚至学会做账、 写信等乡村社会实用技能。 此外， 在漫长的文化濡染中， 汶上县 “私塾” 的学制渐趋完整。 在汶上县的 “私塾” “现阶段的学校制度里， 现行的有大学中学小学， 这里有 爨局私塾、现行的有师范学校， 这里有 大学私塾 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