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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这两条互动、互补又互相排抑的发展轨道。而形成组织化、制度化并且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区别于西方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自方和私家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史学活动主体，视野、价值观、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处于不断的矛盾与磨合之中，交织出多彩的史学景观，演绎着丰富的规范与理念。因此，欲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有必要考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 　　一、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 　　一个上古民族，是否能够产生原发性的历史学，实为或然性，而即使产生史学，其形式和途径也非一定。这从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的对照和中西史学的比较即可看出:第一，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埃及，仅存丰富史料并未产生本民族原发的史学，原因是古埃及缺乏自觉记史意识与强劲的记事求真理念。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需要发明文字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历法，需要大事件的激发，更需要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强劲的记事求真意识。第二，西方史学的产生，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扭，其标志性成果是希罗多德撰著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因此，西方史学实际是从私家撰史诞生的。 然而中国史学乃是从官方产生，这是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途径。在西周武王伐封之后，统治者面对殷商“顽民”的反抗，总结殷商灭亡的原因，同时思考如何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形成“殷鉴”。 　　二、私家史学的勃兴与超越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辉煌发展的兴盛时期，众多学派兴起，百家争鸣是其重要特征;而伴随百家争鸣的进行，私家著述也大量产生，此为先前没有的文化现象。春秋时期，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也未曾撰著个人的著述，这主要不是因为其文化程度和能力的限制，乃是整个社会与时代并未形成私人撰著的需要。所谓孙武撰《孙子兵法》，乃是缘于传说的不可靠记述，“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也缺乏实据且疑点重重，皆不足为训。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派蜂起，相互争论，诸子百家为扩大社会影响、压倒异说，产生了撰辑著述的需要;而为了学派传承的广远，也不能单凭口耳相传，需要付诸文籍。这样，私家著述的涌现成为必然的趋势。诸子的论说各自汇集为书，一些传说、故事和实用知识编纂成型，私家的历史撰述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少私家著述实际并非一人所作，如《墨子》《庄子》之中，既有本人之文，也汇入后学撰述，《管子》更是多种学派文献的杂编，学士将一些论说和撰述归属于本学派或某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常例。 　　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既比其他各家渊源较长，又热衷于招生授学而徒众亦多，其内部支派分立，理念参差，学术深浅不一，可谓处于“杂儒”泛泛的状态。但秉承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Cs7 }-}}f}}n;的遗训，儒家比其他学派更重视历史、重视历史文献，则为共同的特点。在私家撰述风生水起的背景下，不能像孟子、荀子等自成一子的许多儒学士人，不仅编辑、整理、解释《诗》《书》《易》《礼》等文献，而且编撰了《左氏春秋》①、《国语》等史籍。《左氏春秋》和《国语》，是战国时期私家撰史的代表作。《左氏春秋》后称《左传》，其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的说法比较可信，要点是:《左氏春秋》起先乃贵族盲人左丘明开始讲说。 　　三、官修《东观汉记》与史学发展新格局 　　《史记》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面世之后，立即引起广泛注意，许多学者接续撰写，私家史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官方，西汉自司马迁之后，自方史学儿乎看不到任何起色。但是，在《史记》成就被肯定的同时，也泛起批判其思想倾向的声浪，西汉末年，扬雄就曾指责《史记》述史“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东汉初续写《史记》的班彪，则批评司马迁“薄五经”、“轻仁义”、“贱守节”等等，“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用语可谓十分尖刻。因此，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家个性发展的路径，在私家学者中就遇到反制，而官方也随之作出相应的史学举措。 班彪之子班固承袭其父的撰史成就和史学思想，并且作出重要的改变，即决定将西汉的历史断代成书，摈弃了接续《史记》的撰述模式。班固认为: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观点上“其是非颇谬于圣人”《马迁传》，而且那种通史的写法也是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同样有不敬之嫌，于是“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后又“学通《尚书》”，具有相当的史学造诣。他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后曾公开对文臣宣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