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docVIP

浅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之源起: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现代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往往成为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 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治权”之合法性便转换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而政党获取政权的方式对其执政合法性有着决定性影响。依据著名政党研究者迪韦尔热内生型政党和外生型政党的划分，英美等早发现代国家的议会政党多是内生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则是一种外生型-革命政党。议会( 内生型) 政党“是在国家权力之下获得相应的政权，凭借现行法律法规之选举方法，以求实现其主张”，革命党则“用其绝对的权力，采取超出於现行法律之革命的方法，以求得革命目的，实现其主张”。 　　于上述两种类型政党获取政权的不同方式分析可知，西方议会式政党执政之合法性最初源于宪政体制的内在法理依据，这种法理性基础既包括一套实质性终极价值规范( 如正义、自由、平等、法制、天赋人权等政治理念) ，同时涉及到民主程序的合法运作，执政正当性追及根本源于法律。而外生型-革命政党其执政合法性则来自于早已超出当时法律范围的革命事实。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外生型-革命政党其最初的执政合法性同样并不是源自法律的认可，更多的则是来源于其成功领导革命，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这一实质性绩效，以及强大意识形态支撑。步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就是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缓慢、专制势力强大、缺乏自主参政和政治妥协传统，且内外危机日益加深的后发现代性国家，20 世纪的中国为克服社会自组织匮乏，完成现代国家建设，必然性地选择了一条“以党建国”、“党治国家”的发展道路。起初国共两党都曾试图“以党建国”，然而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自我武装，凭借自身严密的组织性、高度的整合力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加之土地改革的实利政策以及国民党当时所累积“负面合法性”，最终在国共联合取得抗战胜利的基础上接续推翻了国民党统治，顺利由局部执政转为全面执政。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初步完成，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毋庸置疑，因其成功带领人民完成建国事业而得到人民一致认可。由此，在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那一刻，显著的革命功绩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取了强大的天然执政合法性。与经验层面的建国绩效相呼应，规范层面上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还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执政合法性源自自身阶级性质，既是历史的规定性，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的本质取向是实现建立于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类的全面解放，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中孕育，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国家政权来实现。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并不会自发形成，无论是阶级意识形态灌输还是独立的革命行动都需要先进政党的领导。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坚持和强调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并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决定作用的部分” ，因而理所当然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建立国家并领导国家。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出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证明。”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 　　依据不同阶段合法性资源主题之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历程大致可以换分为三个阶段: 意识形态合法性阶段、经济绩效合法性阶段和邓小平之后的散布性合法性阶段。当然，尽管不同阶段所诉诸的合法性手段有所侧重，但这并不代表对其它合法性资源之忽略，在经验型事实合法性生成模式之下，执政合法性之获取始终是多种执政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 意识形态合法性。领导建国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如何进一步在全国范围赢得人民认可，进而从根本上巩固新生政权，这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的首要任务。而能否获得充足的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为社会发展所规划的理想蓝图及实践成效。在此，中共所勾画的是一幅共产主义社会图景。按洛文索尔的观点，共产主义体制的首要特征在于一种迅速发展的驱动力---把自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政治上的强发展”---加上一项在全世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承诺。102革命年代，社会长期动荡分裂，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中共将共产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诉求相结合，全民动员夺取革命胜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勾画的理想社会已为民心所向。建国后，一方面，新中国的建立使人们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看到了曙光，从而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