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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推理思想的语境化特征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与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古今中外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所孕育的逻辑思想有其共同性的一面;同时，它们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或烙有文化传统的“印记”，有其特殊性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求同”，承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更要“求异”，把握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的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不纠缠于形式，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没有打扮出理智的款式，也没有受到这种款式的累赘和闷气”，而是“侧重于概念、判断、推理的实质性研究……注重思维实质性的研究，所以它可以避免西方或印度逻辑的烦琐之处……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称之为‘内涵的逻辑’，以别于西方的‘外延逻辑”。“内涵的逻辑’，主要关注所要考察的概念、判断、推理的具体内容。研究表明，对于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具体内容的理解常常是依赖语境的，也就是说，一个句子表达什么意义，不仅取决于其中所使用的词语的一般意义，而且取决于说出这句话的语境。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在什么情境下说的、针对什么说的、说听双方共有的背景是什么、交际意图是什么等等。说听双方的知识背景、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对对方言语的理解就会发生偏差，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也就达不到有效沟通的目的。逻辑学是一门有关推理的学科。中国古代逻辑对语境的依赖使得中国古代推理思想也具有语境化特征。 　　再者，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使得它无法像西方那样以毫无内涵的拼音字母来代表变项。即使在一些篇章里用”彼、此、之、是”等代名词来表示变项，如《经说下》“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但这些代名词仍然承载着一些意义，离不开具体的情境。有些推理相对于某一特定的思维情境是合理的，但若抽离了承载语言的思维情境则变为不合理的。这里的思维情境实则是语境。 　　此外，中国古代推理思想的形成和运用总是和“辩”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推理思想成果辈出的先秦时期，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温公颐先生曾将这一时期称为“我国逻辑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是世界逻辑史上最古老的一颗宝贵的明珠”。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先秦时期曾出现了“名实相怨”、刑罚不清的混乱局面。如何平定天下、重新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与控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现实政治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是一个需要论辩思想、产生论辩艺术的时代。先秦诸子为了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需要，都在通过自己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由此产生了具有传统特色的论辩思想和论辩艺术。而要想在论辩中达到“取当争胜”的效果，从而实现“以其言易天下”的目的，就必须掌握一定的论辩方法与技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论辩学说也就是推理学，因为命题是为组成推理服务的，是为了研究推理而研究命题的，而论证则是各种推理的具体运用，没有推理也就没有论证，研究论证归根结底也就是研究推理”。 “辩”就是指辩论双方的一种特殊交际行为，不仅涉及谈辩的内容、事件，而且涉及谈辩双方的情况，包括双方的知识背景，信息储备等方面，而这些都是语境的基本构成要素。 　　可见，语境对正确理解先秦乃至中国古代推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古代推理思想，必须清楚中国古人进行逻辑推理的语境，才能真正了解作者本意，否则只会断章取义，更为严重者会轻易得出中国古代无逻辑的结论。 　　中国古代的主导推理类型就是推类，这已经得到众学者的认可。崔清田认为:“以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同异为依据的‘推类’(或‘类推’)，就成了古代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推理。“先秦诸子的言议辩说十分重视推论。这种推论的依据是事物、现象间的类同、类异关系。因此，先秦时期的推论多称为‘推类’或‘类推’。刘明明在其《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一书中引用董志铁先生的观点认为:“先秦及两汉的古籍中有‘以所见知所不见’，‘见者可以论未发’的论述。其依据又是类与类的关系。并且将这种思维过程称为推类或类推。因此，我认为，推理是推理的确切名称也未尝不可。刘培育认为:“古代名辩学的推理是在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又称为推类。可见，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区分推类与类推的异同，因此可把二者视为等同的概念。 　　推类是指两种不同事物(现象、命题)依据类同的属性，由一种事物(现象、命题)具有某种属性，推出另一种事物(现象、命题)也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可见，推类是依“同类”或“类同”而推，由此推出的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事物归类的恰当性。而对“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