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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国家构建问题 　　一 公共利益与公意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个根本性议题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这个议题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关系到现代国家的目的、作用与正当性。围绕这个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下面介绍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涉及以下问题: 中国的思想传统如何看待公与私，晚清政治人物如何从公共利益出发思考改革方案，民国初年的公意与公共利益问题，国民革命与公共利益问题。 　　沟口雄三对于中国思想传统中公与私这对概念作了深入研究，提出无偏私、反利己、均平公正的“公”的理念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思想资源。他从公与私的辞源出发，追踪了这对概念的含义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变迁，而他的问题意识则在于这对概念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影响。沟口认为许多学者在碰到中文中的公与私的时候，常常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独有的概念。至少从《说文解字》的时代开始，中国的公就有了三组含义。第一组是政治性的公，与政府及统治者相关，如公家、公门、公侯等; 第二组是社会性的公，意为共同体所共有，如公田。这两组含义在日文中也存在。但是第三组含义是中文所独有的，那是伦理性、原理性的公，即平分、均平、公平、无偏私、反利己的公，如天下为公。与公的这些含义对应的是，“私”字在中文中既有与官方、集体相对的自家、隐私等中性含义，又有偏私、曲私、利己等伦理上贬义的内涵。宋代思想家讨论公私，往往与天理人欲的辨析相结合。顺应天理，顺乎自然，这是公，放纵人欲，便是私。明末思想家不仅从公私背反的角度去讨论这对概念，还从公私相成的角度加以探讨。如黄宗羲认为“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顾炎武则认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清代戴震在肯定自然之人欲的同时，也对私的概念中的两层含义作了分别处理，把表示自家、隐私等中性含义的私用“己”字来表示，而主要用“私”字来表示偏私、自私、不正等意义。到了近代，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是他们对于西方概念的理解，往往借助于中国自身的公的概念中所蕴含的均平、公平的伦理性内容。康有为所理解的自由平等，就不是个体的、“私”的自由平等，而是无私、无分别、无个性的自由平等。陈天华所追求的自由，是总体的公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私的自由。在讨论现代政治体的时候，刘师培既没有像霍布斯一样把国家理解为是由有权利的个人通过契约行为建立的，也没有像卢梭那样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用理、公理、天然之理等概念解释卢梭的公意，把公意当作内在于人的道德本性之中的良知。对刘师培来说，个人具有通过良知、天理与总体协调的天性，具有协调各自的自利以达到天下之公的道德能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之间的平等，民权主义强调个人政治权利的平等，民生主义强调个人经济权利的平等，都是传统中国公的概念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公是中国历来的一种理念，不是中国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如何在现代国家中实现公的理念，依然是中国的现实课题。 　　以上研究表明，虽然对于公共利益存在着不同理解，但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努力无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观念，明显区别于以个人权利为核心观念的自由主义理路。 　　二 基层政权与税收体系 　　理性化的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底层的任务。为了应付来自国内外的挑战，现代国家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另一方面要更有效地汲取社会资源以维持日益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也就是说，无论哪种类型的现代国家都需要比中世纪的国家具有更强大的国家能力。从杜赞奇、王奇生、孔飞力等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中国现代国家在将其触须直接伸向社会底层时所遭遇的问题。 　　在杜赞奇看来，国家构建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就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不是一个全然正面的过程，其中包含着“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1900 年至1942 年的华北农村虽然经历了政权的数次更迭，但是国家构建在基层社会不断深入的过程并未停止。19 世纪末，国家从农村汲取税赋主要依靠县衙门的胥吏，地方上的地保、乡保，以及乡绅和庶民领袖。杜赞奇认为这些人都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纪人，其中胥吏、地保、乡保充当经纪人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赢利，故称赢利型经纪人，乡绅和庶民领袖为了保护自己的社区免受赢利型经纪人的盘剥而承揽税赋事宜，所以他们是保护型经纪人。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支付庚子赔款，清政府试图改变其在乡村社会中的软弱状态，采取了建立警察制、胥吏官僚化、在县之下建立区一级自治组织等措施，力图取消税收经纪人，由官僚机构直接向纳税人收税。这种努力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继续。国民政府把基层政权由县一级下沉到区一级，区公所成为拥有自己的警察队伍的一级政府。在日本占领华北期间，乡镇又成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在这个国家政权向基层扩张的过程中，经纪人制度却没有消失。国家政权的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正式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