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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困难与出路 　　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中国的”逻辑是否存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难是什么?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出路究竟是演绎化还是归纳化?这些重要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逻辑学界和哲学界争论的热点。在这里，我们将基于逻辑与文化的关系，从归纳逻辑、非形式逻辑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难与出路。 　　一、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难 　　上世纪30年代，逻辑学界的前辈曾以欧洲传统演绎逻辑是唯一和普遍的逻辑学观念，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了“中国逻辑”的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逻辑学界前辈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一论理是普遍的呢?还是特殊的呢?近几年来，又有程仲棠教授提出了中国文化能不能产生“逻辑”的问题。程教授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不能产生“逻辑”的深层原因:其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其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程教授从中国文化与中国逻辑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这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 　　程仲棠教授观点的深刻之处在于注意到中国逻辑与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由此得出符合中国逻辑和文化实际的结论。他坚持认为，人类只有一种逻辑，即演绎逻辑。中国古代既没有现代(演绎)逻辑系统中的永真式、有效式，也没有变项，因此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按照他的演绎唯一性观点，以现代演绎逻辑系统为标准，去衡量我国古代的逻辑学说，自然会发现，中国古代(先秦)逻辑学说中的主导推理类型乃是推类，它根本不属于演绎推理，当然也找不到演绎逻辑系统中的永真式、有效式了。于是，解构中国古代逻辑的结论就顺理成章、呼之欲出了:第一，逻辑学是唯一的，也是全人类的;第二，这唯一和全人类的逻辑学就是欧洲逻辑，即欧洲演绎逻辑;第三，没有其他不同的逻辑，中国古代无逻辑。如果逻辑唯一性的前提成立，如果逻辑即演绎的前提也成立，那么程仲棠教授的中国无逻辑结论无疑可以必然地推出。平心而论，程仲棠教授的论证是严密的，结论的推出是必然的，相比而言，对程教授的反驳反倒显得不够强有力。这是因为，这些反驳大多没有从中国无逻辑结论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入手，主要是站在逻辑一元论的立场上提出反驳。没有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没有从逻辑多元论的广阔视野看问题，这才是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真正困难。 　　二、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遭遇困境的历史原因 　　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遭遇这种困境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知道，西方逻辑自明朝末年经李之藻译介《名理探》传入中国，后又经严复译著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再度传入。于是，中国学者很自然将西方演绎逻辑与中国名辩学加以比较，顺理成章地参照西方演绎逻辑解读中国逻辑。即所谓“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这里的“西”主要指的是西方演绎逻辑，“中”主要指中国古代名辩学。 　　客观地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许多学科在早期研究中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例如，认知科学研究初期，认知科学家往往把一些利用现成的数学和逻辑工具所容易解决的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研究对象。对于这种状况，一位认知科学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警察问一个在路灯下找东西的人:‘你在找什么?’‘我在找钥匙。’‘你的钥匙丢在这儿了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找呢?’‘因为这里比别处亮。”’这个故事本来是针对视觉认知的研究现状来说的，它实际上也符合许多学科研究发展的规律。在研究初期，研究者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借鉴当时研究相对成熟的成果和其他数学工具，搞出一些一经努力即可见效的成果;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研究出来的东西往往脱离学科发展的实际。 　　尽管“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深入，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逐渐显现出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一些前辈，在研究中国先秦名辩学说的论著中，以演绎逻辑学说为样本，把名辩学说按照现代逻辑学说标准加以解释，从主观动机上看是要拔高中国古代逻辑，其目的是要得出中国古代有逻辑的结论，但是他们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逻辑学说的论著，与中国古代逻辑学说的实际相背离，最后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程仲棠教授的“中国无逻辑”论让我们冷静下来理性地思考，也让大家从迷梦中惊醒:中国逻辑研究应该改弦易辙了! 　　就像体漠提出的归纳问题在客观上推动了归纳逻辑的发展一样，程仲棠教授提出的“中国的”逻辑问题客观上促使中国逻辑学者重新深入思考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和发展的可能出路。当然，也有不少中国逻辑学者在情感上对程仲棠教授的观点持抵触态度。 　　我们乐见的是，对中国古代逻辑的解构和质疑使人们渐渐意识到，这种“据西释中”的研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