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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伦理讨论对气候变化辩论的影响 　　气候研究不仅局限于认知兴趣领域，它也研究与政治行动高度相关的一些问题。因此，气候研究已成为当下一个重要议题，探讨所谓的非认知价值，比如，在这个领域，社会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应扮演什么适当的角色? 这些非认知价值应如何发挥作用帮助气候科学为政治献计献策，以治理气候问题? 近来与此相关的辩论主要分为中立主义者派 (neutralist approach) 和内在伦理学派 (intrinsic -ethics approach)。中立主义者一方希望科学保持价值中立，就像科学在与社会相互纠葛中所持的立场一样。有人主张科学的任务应该是创造真实的条件，借此将政治价值和科学信息严格分离开来。待为政治制定的选项出台后，移交给该方人士供其选择。然而，每一个选项都包含一定的政治目的，这些目的都来自于政治，又代表政治体现到这些选项中来。科学决策为行动开发出一系列路径，并由此阐释和扩大了选择的范围，但是却把目标的决定权及实现方式、方法留给了决策制定者。他们被赋予作出选择的权利。但是，最终决定权还归政治所有，非他莫属。 　　作为对立方，内在伦理学派认为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在确定选项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与认知所关注的各方面分离开来。后者的理由是那些被强调有意义的事实在选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价值因素的考量。以前的妇女健康研究就是这种情况。1970 到 2000 年之间，界内普遍认为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流行方法主要是采用荷尔蒙平衡，因此，很多社会因素被排除在外，未予考虑。缺乏雌激素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这与女性特点和生育能力有关，因此，女性有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标识，并成为更年期疾病治疗是否成功的标准。在此背景下，大量证明有副作用的数据被忽略。直到社会政治观一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该视绝经状态为正常过渡时，这些数据才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政治观提出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到某些研究是否相关和可信，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研究目标是否定位准确 (Buuml;ter 2015)。这些例证显示研究对象自身可能就有价值取向，因此将价值的属性完全归属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气候模式，内在伦理学派认为亦是如此，想把这些决定都交给政治人士也是不可能的(Schienke at al. 2011)。内在伦理学派认为气候模式关注的是再制和预测那些从实际角度看有意义的数量。他们特别专注的是温度和降水或海洋和大气流系统的变化，但对大气层顶端的辐射平衡却不太在意。他们之所以像前者那样特别关注数量，是因为数量具有实际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模式中的数量都计算得非常精确。这项任务的相关性和相对重要性都反映出非认知价值因素。这一关键却存在争议的结论，即如果当初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那不同类型的模式或许早就建构出来了 (Biddle amp;Wins berg 2010)。 　　中立主义者的回应表明，在讨论的例子中，某些数量由于其自身因果关系的重要地位首先受到了重视。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是整个气候系统的主要驱动力。许多气候特征，如降水，取决于温度。因此，这种情况仅仅表明有因果关系影响的数量受到特殊重视。但因果解释是认知解释的需要。某些数量的实际意义来自其内在过程中的因果意义。 　　内在伦理学派的倡导者在这一点上提出不同意见，他们把目光转向了隆德 (Richard Rudner1953)。隆德认为接受很可能是在不完整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假设，是会有一定归纳性风险的: 　　有人可能会错误地假定一个效果的存在是不正确的 (假阳性) 或者反过来错误地否定一些特征的存在 (假阴性)。这些风险可以通过调整准入的门槛得到转移。高门槛的准入会降低假阳性的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假阴性的危害。隆德的建议是，在权衡那些因潜在问题所造成的非认知损害时，应该考虑准入门槛的设定位置。如果我们接受假设时果真发生了错误，那就应该将不利后果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考虑现实世界中的伤害，会被认为是受到社会政治或伦理价值的影响才决定哪个假设是可取的(Rudner 1953)。如果我们将一些食品添加剂投入到市场中，我们必须相当肯定它们是安全的。相反，如果假设我们不确定一个特定的文字处理器运行是否可靠，那我们的生活将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社会政治或伦理价值就是这样合理阐释他们的观点的。那我们就用隆德的观点来假设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这一结论的形成可能是考虑到由过错引发的不利后果。错误积极性 (false positive) 就是我们错误地认为气候变化是人为干预造成的。与此相关的损失就是为了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技术上投入过多不必要的资金。错误消极性 (false negative) 是我们错误地认为气候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