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伽达默尔“实践”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思维_0.docVIP

浅析伽达默尔“实践”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思维 　　从思想脉络上看，当代诠释学的兴起，有西方进入后现代的整体时代背景-西方知识界对知识本质的重新思考。整个后现代学说重新定义了客观知识论-知识不仅仅只有精密的、可操作的、可重复的科学知识，不仅有寻求规律的自然科学，还有寻求意义与价值的人文科学(或叫精神科学)。甚至科学知识本身也是由价值来决定百年-“时代本身的问题、思想经验、需要和希望如何强烈地反映着科学和研究的利益指向，对此每个科学史家都耳熟能详”。以往知识论对“意义与价值”的探讨多看重思想理论上的“逻辑推演”，追求思想本身的填密性、系统性。这样的“知识本质”倾向渗透到诠释学，也多从“著作(或著作者)与读者”本身来思考问题。不可否认，它固然使诠释学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等特性，但却容易忽视其“实践”路向，难免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而，如何应对这种脱节成为当代诠释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实践转向” 　　在《真理与方法》出版18年后，伽达默尔发表了《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一文，在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观念，对其诠释学理论从实践哲学角度进行了创新性总结。洪汉鼎先生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古代到现代完成了三次转向，至当下为止的第三次转向即是从单纯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转为具有实践哲学意蕴的诠释学，或者说是“从单纯作为理论哲学的诊释学到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的转向”。其意义在于，这种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诊释学“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使我们不再以客观性、而是以实践参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真理最高评判标准”。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不仅仅意味着对经典理论进行运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是意在“为实践开辟一条当下适用的道路”，也就是指符合实践的思维模式。具有实践思维的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基础和开端“应用并非只是对理解的‘运用’，而是理解本身的真正内核”。后来他更是将实践定义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诠释问题”及其实质 　　当下的中国要理解马克思主义，隔着时间、文化(地域)和人(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三重维度的差异。由于时空人的三维距离，在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的对经典文本的理解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两种错误:一是盲目尊崇经典文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二是随意理解甚至脱离经典文本而泛化甚至庸俗化、功利化解读。这样的问题在古今中外理解传统经典时基本上都会出现，那么究竟怎样的认知才是“真理”呢?伽达默尔所理解的真理不是唯一、客观、通过量度获得的，而是多元、开放、通过体验获得的，即“具有相对的、创造的、开放的、自恰圆融的语境特质”。不同时代的人们在理解经典时，难免会以自身所处时代的生活世界为出发点，于是不可避免会需要“视域融合”，即消饵经典文本(包括各种历史流传物)与当下理解者之间的冲突。而视域融合、消饵矛盾的目的，就是开辟一条经典文本能在当下适用的道路-在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持续不断、深入扩展的中国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阶段的思维探析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遇到的经典文本与当时环境发生冲突的情景俯拾皆是，在此仅举一典型进行简单分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虽然提出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暴力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留苏归国人员，全盘接受苏联的议会斗争和城市中心暴动革命方式，并极力将这种方法照搬运用于中国革命，全然不顾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有极大比例的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为此，毛泽东写下围绕“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主题的系列文章，从实际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辟出一条真正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可操作可实现的革命道路，成功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文本与当下的冲突。毛泽东之所以需要写这样的文章，是源于解决实践问题的需要: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因为他经过了实地的考察并经历了斗争的实践。反观王明，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后“不愿到艰苦的农村根据地去，也不愿搞工人运动，要求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工作”，1931年又赴苏联，并直到1937年底才回国到达延安。在这期间，他并未到过反围剿战场的最前线参与战斗实践，也未到过农村根据地了解实地情况，却在上海和莫斯科的书斋中大量发表“加强中心城市的领导作用和工作”，坚决的彻底的从各方面进行反富农斗争，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苏维埃红军的胜利和国民党迅速崩溃，“红军在反围剿中的错误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不善于争夺大城市(依各种新式军事技术而筑有防御工事的)的斗争”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