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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依宪执政的五重意味 　　一、依宪执政意味着“党在宪法法律之中” 　　我国宪法在“序言”及第5 条两处明确规定了“党在宪法法律之中”。其中“序言”规定，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5 条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2014 年12月4 日，习近平在我国首个宪法日再次强调，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因此，执政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执政党与宪法法律关系问题而言，依宪执政意味着“党在宪法法律之中”。 　　其一，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团体或个人都应当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曾深刻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了我国现行宪法，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并在1982 年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亦指出， “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而党的十三大报告从“党政分开”的角度再次强调， “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等，这些内容实质上确立了宪法法律的最高地位。由此可见，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是党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基本要求和必然延伸。 　　其二，党的主张只有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之后，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 “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这就说明：一方面，党对于国家的政治领导，主要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来实现的，即党组织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宪法和法律;而一旦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宪法法律)，那么包括党在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法律的规定，不允许存在法外特权。另一方面，既然宪法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法律的贯彻落实，必然要求党带头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 　　二、依宪执政意味着“党权法定”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为实践所反复证明。故此，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布施行30 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党执掌国家政权，其权力运行必然在此范围之内。 　　其一，党权须于法有据，党不能法外执政。在现代社会，任何公共权力的享有与行使都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即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之原则。传统理论认为， “权力合法性”的本意是“合乎法律规定”。但随着政治理论的发展与成熟，韦伯认为， “各种真正的统治形式，都意味着最起码的服从意愿，但是出自习俗、纯粹物质和目的合乎理性的动机的集合，不可能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基础。除了这些因素外，一般还要加上另一个因素：对合法性的信仰。这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 　　由此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并不局限于国家法律，其存在的基础是取得民众的认同与服从，但无论如何，法律必然为权力所信仰，这是权力得以成为统治权的基础。从这个层面而言，现代民主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政党执政权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干预权，兼具政治性与法治性，这一属性必然要求政党执政具有合法性，不仅符合党规党纪，亦遵循宪法法律。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亦是执政党。根据宪法序言的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主要是靠其“打江山”的历史功绩来取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信服而自我维系的。但应当明确的是，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 “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