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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依宪治国: 法治的灵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是依宪治国首次被写入中央全会的决定，此前这一表述都只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文稿中。2004 年9 月，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采用了“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表述，“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 周年大会和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都明确加以重申，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深化。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宪法可以理解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博弈与妥协中达成的共识，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国家共识。 　　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态呈现出阶层众多、利益多元的基本样貌，观念歧见、利益冲突并不鲜见，宗教、道德、法律等无疑都是规避因利益纠葛引发的对抗、消弭由固守己见带来的纷乱脱序的调节手段。但唯有通过理性协商、全民讨论并借由一套缜密程序外化而成的宪法，才是凝聚全民意志的“最大公约数”，并具有最强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宪法规定了全面重大的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是全国人民根本的行为准则，一般法律的制定皆以宪法为依据。法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终极意义上居于规限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是公民行为的最终导向或司法活动的唯一准绳，不论私人还是政府，都必须首先和主要接受法律的约束，此即法律的至上性。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最高法，那么法律至上性原则的核心便是宪法至上，亦即宪法是评价和衡量政府、公民行为的根本准则或最高标准。由此推进，依法治国必定要求依宪治国，如果治国不依宪，那就等于废弃了立国的根本，背离了最根本的国家共识，使法治陷于悖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宪法以对国家权力的构造和限制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并增进公民权利为终极追求。 　　依宪治国首先能够制约权力专横，防止权力腐败。作为民主制度产物的宪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法律监督制度等的运行得以活化，保证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制于人民，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恪守其权力边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防范公权侵蚀私权。依宪治国还能给予人民美好生活的预期。实现民族复兴是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而人民对生活有保障、权利有增进、发展有机会的期许则是国家梦想的基本构成单元。宪法作为人民最根本的行为准则，只有被尊重和恪守，才能引领人民对自我行为的规划，消除因规则林立而导致的选择困难; 才能通过权利行使自主、权力行使法定，消减权力恣意给人民的不期干预; 才能汇集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信心，凝聚民心民意助力国家崛起。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在西方国家，政党活动以选举为中心展开，政党经由赢得选举上台执政，一旦进入由宪法法律构筑的权力体系中，自身也就成为被监督和控制的对象，执政的权力边界尤为清晰。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非由选举授予，而是依靠革命成功的事实和改革发展的绩效，借由宪法直接赋予执政合法性。由于共产党对革命路径的依赖，重视执政事实，轻视内在价值，也由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习惯甚或完全没有具体的法律可供依凭，其执政权力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各项国家权力似乎都可归于党的一元领导之中，故而过去几十年“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就不足为奇。然而，倘若党与国家机关的角色和权力并无区隔，那么通过法治建立权力运行秩序就几无可能，依宪治国自然也就沦为空谈。“十六大”提出“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转换轨迹，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坐标。 　　回溯现行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执政党当然也受这一条文的规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也是党章作为党内最高法规的明确要求。因此，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就使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成为逻辑必然、价值必然。依宪执政价值在于为党提供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宪法确立了党的执政地位，使党的领导有了宪法和法律的支撑与保障; 宪法能把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根本意志，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根本统一; 宪法明确了党的民主与人民民主发展秩序，避免民主政治陷于民粹和僵滞; 宪法能划清党的执政行为与国家权力行为的边界，确保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必须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相结合，这是由中国的权力维度和秩序所决定的。在国家的维度中，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体现其根本意志的宪法即为法治的最高依据，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宪治国; 在党的维度中，法治要求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