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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 　　一、依法治国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首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而作为社会层面的法治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构成要素，同时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有力后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从“法治”到“依法治国”，一方面因为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变革和转型期;另一方面是现代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这就要求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二、依法治国的内涵 　　亚里士多德将法治定义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中有“法治”二字，十八届四中全会又特别凸显依法治国，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又向前迈进一大步。依法治国在本质上和法治是一样的，都是以民主为前提，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确保权力正当运行为重点。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具体表现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全面地认识依法治国，必须要对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进行清晰地辨别。“制”到“治”一字之差，说明我国的法制不再仅是一个强制性的工具，它已开始发挥解决问题的职能，也更赋有人性。 　　三、中国共产党治国模式的发展演变 　　(一)以“党”治国 　　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自身的力量弱小，谋求与国民党的合作，对治国模式进行了探索，比如延安时期的13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三个不同的阶段。这期间是中国共产党的黄金发展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13年。但是随着革命的一再失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所谓的“以党治国”就是要实现“一党专政”，之后共产党开始自力更生，探索革命实践的道路。由于残酷和恶劣的战争环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采取的是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领导方式，这是因为战争的特殊性，不得不实行军事化。抗日战争战争时期，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机制，标志着“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得到加强，建立起“一元化”的“高度集权型”领导机制。这种“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一直在新中国成立初固化下来，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进行变革，宣告了“以党治国”时代的终结。 　　(二)以“政”治国 　　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49年到1976年。所谓以“政”治国，就是以政策治国，此时的党政关系可以归纳为寓党于政，而政策与法律在本质上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关系。中国历来就有重政策、轻法律的传统，如：重礼轻法。这种政策就相当于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同时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使得法治建设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一直以来，领导干部都是居于国家治理的中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广大民众争取当家做主的权利、探索法治之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法制建设，在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新中国成立初由于帝国主义仇视新生的中华政权，新生的政权只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经验，又因为我国依据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取得革命的胜利，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定律：有法律，以法律为依据;没有法律，以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为依据。“文革”期间，由于个人崇拜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使得政策论得以发展，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活力。 　　四、依法治国的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我们党确立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国共识和中国力量的凝聚唯有依赖法治，要想达到“共建法治之中国，复兴中华之文明”的目标也需要依靠法治。 　　(一)是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要求 　　由于受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长期影响，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但都有其执政的规律，都需要和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中国共产党为了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进行了艰辛的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