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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儒与道的徘徊 　　20 世纪 80 年代，华裔作家包柏漪写下描绘中国旧式家族百年兴衰的长篇小说《春月》，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成为美国最佳畅销书之一。90 年代初，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一反此前书写暴力血色与荒诞的人生的风格，以质朴的现实主义手法赞美中国人骨血中蕴含的坚韧，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好评。为何中外作家们纷纷选择了这个时间段重新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遗落的一部分?如果说包柏漪作为定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向往和怀念着她早已失落着的中华传统，故而写出了这本充满做旧与流光色调的作品，向世界展示了她心中的中华;那么余华作为接受西方现代文学(如福克纳)颇深的先锋派作家，却也在漫长的先锋写作后复归了坚实的土地。或许是因为血脉呼唤着他们，无论行走了多远，对中华的追寻永不止息。 　　一、对家族意义的肯定 　　从上古三皇五帝之时，氏族的概念就已出现，人们以结成不同的团体的形式对抗外族;到了封建社会，相同血缘的人聚居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分享荣光与困苦。家族被看成一个人的大树与依靠，记载着先祖至今的变迁与发展。从《红楼梦》到《激流三部曲》再到《四世同堂》，都讲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四世同堂》里说过：“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家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象征着没落腐朽并终将灭亡的事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的当代作品中，“家族”的形象却呈现为脉脉温情的守护者。《春月》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故事。以女主人公春月的一生串联起整个苏州张家的变迁。经历了维新变法、民国的成立、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与文革之后，春月相继失去了亲人，显赫一时的张家族人也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她终究等到了五世同堂，带领从各地赶来的族人汇聚在张家祖坟前，向后辈们讲述家族曾经的过往。作者在每章的开端间隔着插入了家史和族史，以家史开端并以族史结束，文言和神话的使用让行文古朴雅致，洋溢着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怀念。在开篇的家史中，“状元遂构屋于其地，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筑园墙以围之”，到了尾声里，“皆因：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盖世之道也”，岁月的无常和道法自然的观感隐于其中，因而有人将之比作民国版的《红楼梦》。然而，《红楼梦》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天地茫茫一片真干净，而《春月》的结局是饱经磨难的张家重新聚拢在一起，孕育着新的生机。 　　尽管作者包柏漪成长于美国，但是《春月》中却渗透着儒家集体与家族主义的浓浓影响。儒家有坚持集体主义的传统，而强调集体主义也是儒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所说的集体是人伦的交织。所谓“人伦”，就是按照一定的高低序列形成的人际关系。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春月归宁这一节尤其能显示出对家族的依靠和家族显示出的包容：“两人都泪眼迷离，这时亲眷们和仆妇们纷纷围拢来，一面哭，一面尽力说些劝慰之词，并且对孩子百般爱抚。春月想：我到家了。”家族如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给了失去依靠的孤儿寡母有力的支撑。而作家之所以写出了对家国故乡的眷恋，与她返乡的经历密不可分：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华裔作家看到了一个更温情和更有召唤感的中国，写下了对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回应。 　　《活着》创作于 90 年代初，在经历了改革的躁动与迷惘之后，余华写下了这个讲述普通人生命历程的故事。主人翁福贵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福贵一家成为佃农，自己被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建国后随着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也不断经受着苦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命。尽管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故事中每一个人都尽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安宁与幸福。福贵的父亲因为儿子嗜赌输光家产气昏在地，醒来后仍旧变卖财物帮儿子还债;妻子家珍则抛弃富裕的娘家生活与他共患难。福贵一度想把女儿凤霞送走，却还是没有忍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贯穿小说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余华看似受到西方荒诞派的深刻影响，实质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可以用一种纯朴的方式传达出对家族和亲情的眷恋。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因而，余华在创作了一些以暴力血腥折射人生荒诞的作品之后，笔触一转写下了《活着》。 　　《活着》是充满温情的，主人公福贵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维系家庭的幸福并延续下去。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从锦衣玉食中跌落的福贵开始耕作;为了守住去而复返的家珍，他懂得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