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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先秦法家与依法治国 　　在《法家第三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思想史解释》一文中，我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表征着中国法家的第三期。如果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那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全面推进的依法治国，与作为法家第一期的先秦法家，两者作为中国法家--这样一条中国思想长河--的上游与下游，共同分享着某种梁启超所谓的“遗传共业”[2]3606。两者对“遗传共业”的分享意味着，先秦法家的思想内核会在相当程度上灌注到当代中国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过程中，从先秦法家到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存在着一条清晰可见的演进线索。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有必要回溯至先秦法家，从先秦法家与依法治国的“共业”着眼，勾画出从先秦法家到依法治国的演进过程。这既有助于回溯当代中国依法治国的由来，也有助于探索先秦法家在当代中国的思想遗存，从而形成关于依法治国的历史意识。 　　一、早期文献对先秦法家的解释 　　“依法治国”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同样，“先秦法家”既代表一种思想，也代表一种实践。从源头上看，先秦法家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自那以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先秦法家的评述史不绝书。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依时间先后而论，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战国时期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以及汉代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淮南子·要略训》、《汉书·艺文志》等等。先看《庄子·天下》。《天下》列于《庄子》的末尾，是一篇评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综论，它依次评论了墨子、禽滑厘代表的学派，宋钘、尹文代表的学派，彭蒙、田骈、慎到代表的学派，关尹、老聃、庄子代表的学派，以及惠施代表的学派。虽然，在《庄子·天下》中，还没有用“学派”一词，来对这些学术思想名家做出分门别类的处理。但是，以我们的“后见之明”，大致可以把这些思想人物归属于后来所说的墨家、道家、法家与名家。其中，被《天下》归为一个流派的彭蒙、田骈、慎到，则可以归属于后来所说的法家。按照《天下》篇的归纳，“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这就是说，在“古之道术”中，包含了“公而不党，易而无私”这样一个具体指向的思想学说，是由彭蒙、田骈、慎到来代表的。《天下》篇进而认为，这个学派的核心观点是“齐万物以为首”，这个学派既“笑天下之尚贤”、又“非天下之大圣”。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个学派强调“齐万物”，强调“公而无私”，在精神上近于现在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对“圣”与“贤”采取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则是对“贵齐”的一种强调。 　　《荀子·非十二子》也是一篇影响较大的综述性文献。与《庄子·天下》一样，《非十二子》同样把慎到、田骈看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换言之，这个“尚法”的学派同样是后来所称的法家学派。按照《非十二子》的观点，这个学派的精神是“尚法”。在荀子看来，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田骈、慎到仅仅是提出了一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理论而已，他们“尚法而无法”，根本不足以“经国定分”。 　　关于先秦法家的评论，以上两种恐怕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权威文献了，这几乎可以说是同代人对同代人的评论。比较《庄子·天下》与《荀子·非十二子》，可以看到，它们都把慎到、田骈作为后来所说的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①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一方面，所谓法家或法家学派，是汉代才形成的概念。在《庄子》、《荀子》形成的战国时代，还没有“法家”或其他各家的说法。因此，在《庄子》、《荀子》中，不可能出现后来者的“后见之明”，不可能看到韩非这样的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而且，韩非还是荀子的学生。如果《非十二子》真是荀子所作，荀子也不可能注意到以韩非作为主要代表的法家学派。另一方面，现代人把慎到的著作《慎子》视为法家学派的代表性言论[3]1273，但是，在当时的思想格局中，还没有这样的划分。甚至在当代学界，关于慎到的学派归属也是充满歧义的。譬如，胡适、冯友兰、杨鸿烈、郭沫若、邱汉平认为慎到属于法家，陈鼓应认为慎到属于黄老道家，萧公权、侯外庐认为慎到是法家兼道家，亦即所谓的道法家。②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都可以言之成理，原因如前所述：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各个学派，在战国时代，都还没有得到定型化的归纳。而且，作为当事人的慎到，也没有“坚定地充当”某派人物的自觉。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学派”的意识。他的某些言论，表达了法家的主张;他的另一些言论，完全可能是道家的主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庄子·天下》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