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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先锋文学 　　浅析先锋文学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通常指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崛起的一批青年小说家的创作。之所以被称之为“先锋小说家”，是因为他们在小说文体方面有一些有别于当时官方主流文学的叙事成规。可是，倘若要细加考察就会发现，先锋小说实际下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先锋”，与同时期出现的先锋诗歌相比，它还显得有些保守。它与其说是“先锋”，不如说是“中卫”，是先锋主义所结下的硕果。如果说文学下的先锋主义指的是文学写作在生存经验、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开创了新局面的话，那么，诗歌才是“中锋”，是文化突进的真正主力。至于其他文艺门类，美术和音乐可以说是“边锋”，戏剧和电影是“后卫”，理论评论则是“门将”。尽管如此，却正是因为那么一批小说，才使得先锋主义文学广为人知，赢得了公众的关注。 　　当今日的人们回头再看当初那些引起震惊和骚动的作品时，多少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它们竟是那般的幼稚!有一些甚至可以称作浅薄和拙劣。竟是这么一批作品，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以致让人不得不怀疑：辉煌一时的“先锋主义”，会不会是一种误判?这一给人带来不快的问题，只有放到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考察，将可能的“误会”归咎于历史之局限性，惟其如此，方可得出皆大欢喜的结论。 　　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把诗的政治性推向了极端，成为日后中国文学面对严酷政治环境的内在焦虑。诗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隔膜，当现实变得残酷时，诗意的美妙和言辞的优雅非但不能对抗现实，反而因成为残酷现实的粉饰，而被阿多诺视作“野蛮”的同谋。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这个问题却有所不同。在中国，“文革”后期，不但有诗歌，而且，写诗的人还越来越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诗歌显示出强大的政治批判性和道德勇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下成为终结“文革”的激越前奏。阿多诺诗学以其片面的深刻，揭示了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的确，诗在与暴虐现实对抗过程中，习得了某种程度下的 “野蛮”特质。即便是舒婷式的甜腻和轻柔，也或多或少可以反衬出一个时代的冷漠和残酷。这种“野蛮性”却是必要的。诗歌以自身的野蛮来对抗野蛮的政治，就好比一个男孩在进入凶险的成人世界之初，往往要以一副夸张的粗蛮形象来显示出自己的貌似不可侵犯的强大。但也正是这些人，在民族的精神暗夜里，以自己的生命，通过诗，通过文学，点亮了精神的灯氰 　　自“文革”后期起，诗人就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仿佛某种秘密教团的教徒一样，依靠信念结成众多的小团体，他们彼此之间通过一些鲜为人知的管道，传播着诗的福音。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整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青春岁月。整个八十年代是诗歌的“汀湖时代”。诗人们似乎拥有了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特权，至少他们自认为是这样。这个时代的诗歌把严肃和玩笑、圣徒式的虔敬和浪子式的放纵、锋芒毕露的现实批判和嬉笑怒骂的言辞嬉戏……统统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与其时代的文化氛围相呼应的奇异景观。 　　酒、激情、流浪和穷愁潦倒，一种彻底的“波希米亚化”的风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征候。这一阶段诗歌的重要传播渠道，是他们自己创办的油印刊物，即所谓“民刊”。这一阶段可称作当代诗歌的“民刊时代”。用七拼八凑的纸张和劣质油翠印出来的诗刊，却承载着这个时代最华彩和最具活力的精神内容和语言奇观。而这些制作粗陋的刊物，常常遭遇到被禁的厄运。诗歌是以地下和半地下状态，贩运精神的违禁品。诗人们放荡形骸，好像浪迹江湖的游方僧。这些介乎骗子与天才之间、形迹可疑的人，他们表情痛苦，这些痛苦半真半假，或者弄假成真，但很少为了物质和日常生活。庸俗的事物在诗歌的王国里没有任何地位，即使偶尔声称“做物质的短暂情人”和“关心粮食和蔬菜”，那不过是一种故作姿态。 　　在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若干年里，文学陷于低谷。八十年代，人们在文学中所看到的美好应许，如今已显得虚无缥缈。文学非但不能带来预期的荣耀，相反，还常常带来危险。另一方面，汹涌而至的商业化浪潮无孔不入，市场经济的铁律开始渗透到文化艺术领域，文学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开放市场的冷风。 　　对于那些写作先锋来说，“栖居”突然成为一个问题。既是肉身栖居的问题，也是灵魂栖居的问题。一位写作者的“栖居”之处即是语言。写作者倘若不打算在商业市场残酷而又污秽的地摊下自我兜售的话，那么，写作就只能成为写作者个体心灵性存在的某种依据。人们意识到，从旧的话语方式，或者这个世界的日常言说，事实下构成了他们的精神氛围，甚至价值内核。如何真正直面个人的内心世界，寻找到表达个人心灵独特经验的话语方式，乃是写作者所要克服的诗学难题。即便是到今天，这一使命依然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 　　可是，现实中的这个栖居场所却并不只是一个“诗意”的乌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