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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冬学与山西根据地乡村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1937 至1945 年，是山西根据地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冬学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其社会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化教育本身。冬学教育不仅培养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意识，而且推动了乡村社会新权力阶层的崛起。新权力阶层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培养起来的一批乡村基层干部。与传统乡村精英相比，他们在生成方式上不是依靠经济资源、社会名望等传统因素，而是通过冬学这一民众教育的形式完成的。借助冬学特有的政治资源和良好的政治出身，他们成长为根据地社会新的权力阶层。 　　一、抗战初期山西乡村社会与冬学的开展 　　抗战初期的山西乡村，“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这整个地区，一切都是无秩序、破坏和崩溃。” “由于受到旧有势力与外来侵略者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显得更为落后。人民没有斗争经验，文化闭塞，造成了政治相当的守旧。一般的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保守观念。”而传统乡村家族和村落的重叠，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倾向。费正清在20 世纪40 年代曾有类似的描述: “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 各个世系) 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农民的地域观念、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根据地新政权建立后，地主势力虽然受到削弱，但旧的统治的影响仍旧束缚着乡村民众，许多人“在瞻前顾后地观望形势，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表现着一副怯懦怕事的神情。有时对于已经卸掉的枷锁，似乎还有点恋恋不舍，对于已经减去的剥削，也似乎仍有无限留恋，表现于心不安或十分的不惯”。对于一般乡村干部，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甚至有些干部提出要回家参加劳动。总之，民众缺乏对新政权的心理认同。为了帮助农民“换脑筋”，形成对新政权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利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冬书房，对民众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冬学教育。冬学一词最早出自宋代陆游的《剑南诗稿·秋日郊居》中，“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其自注为“农家十月，乃谴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抗战之前，阎锡山政府在山西各乡村创办了以识字为主的冬书房，但因“识字班不识字”以及教员的不良作风等原因，给民众留下的印象非常恶劣。对普通民众而言，“识字与否”既不能让他们“成龙成虎”，还会耽误生产和许多事情，而且“坐在房子里念书，是个别扭的事情”。总之，上冬学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更加不感兴趣。为“给群众以抗战的民族解放的教育，在教育工作上来提高群众抗战的认识与热忱，以加强群众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农村中原有的冬书房改造成为新冬学，“造成广大群众自己学习的运动，以提高群众的觉悟，推进工作。”政治课为主、文化课为辅是冬学的基本原则，即“明理第一，识字第二”。《晋察冀边委会制发本年度冬学教育实施大纲》明确规定: “各种课程的百分比，政治课占百分之三十，识字课占百分之十四，常识课占百分之十五，组织课占百分之十五，唱歌不占正课时间。特别地区只上政治课……识字在政治课中附带进行。”“不在民校规定年龄的群众，一律进行政治教育( 残疾有病，或有特殊情形者除外) 。在冬学上政治课时，不入学的男女，都应到校听政治课。”为此，晋绥边区行署每年免费向各冬学发放10 本政治课教材，以保证政治课的正常进行。“为此责成必须县区各系统干部亲自动手，担任冬学义务的政治教员，使时事教育真正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 　　冬学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反对采取强制处罚的办法。沙沟冬学初办时，群众不感兴趣，即使教员挨家挨户地动员，也没什么成效。调查中，教员发现群众感兴趣的事情是减租减息、反贪污，关心减租减息从哪一年减、减多少以及怎样减，因此，教员暂时不再强调冬学这个名字，而是去动员群众来听减租法令，每天晚上研究的都是大家感兴趣的减租、土地、公粮等问题。由于看到冬学里讨论的问题都是和自己利益有关的，慢慢地经常来冬学听课的人数由五六十人增加到九十多人，并且一到上课的时间，群众不等教员去叫就早早地来上冬学。群众说: “上冬学能知道政策法令，这样的冬学愿意上”。甚至有的老婆婆说: “冬学里讲公粮哩! 不是识字，去听听吧。”在教学形式上，冬学强调与群众的经验、习惯相结合。秧歌是山西民众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为此，各地冬学在开展群众教育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这种传统形式，寓教于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保德县全县32 个行政村， 1941 年在冬学中共办起了33 个秧歌队( 其中有联合秧歌队，一队包括几个村) ，参加的人数有1149 人，其中男子878 人，妇女271 人。在晋西北，由二中学生组织的176 座冬学办起了107 个秧歌队，参加的人有2684 人。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