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出土文献在高校文史学科教学中的重要价值.docVIP

浅析出土文献在高校文史学科教学中的重要价值 　　出土文献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这不仅是因为它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而且是因为它作为没有被后世人为地改动的原始资料而弥足珍贵。但是，当下对出土文献研究出来的新成果的利用还远远不够，特别表现在高等学校文史学科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讲授的方法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出土文献本身的价值认识不足，还没有有计划地将其纳入到高等学校文史学科的课堂中来;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授课教师还缺乏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和讲授的能力。出土文献的价值不仅是传世文献补充，更是对传世文献的修正。 　　一、出土文献在历史教学中的价值 　　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补充证明至关重要。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早已为人所知，传世文献中《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等皆有记载，但是对其灭商的时间一直存在着争议，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公案。 　　1. 武王克商年代问题。关于周武王灭商年代的问题，学术史上争论不休，至今已成为一个历史公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周代纪年的问题，还关系到夏商周年代的分界问题。目前，学术界已有四十多种结论，从公元前1130 - 1018 年之间，前后相差竟有一百多年。在古代传世文献中，只有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上记载了西周存亡的年限，即古本纪年中257 年和今本纪年280 年。上个世纪90 年代，经对长安沣西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所作碳14 的测年，得到克商年的范围在公元前1050-1020 年，与文献研究基本相同，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收获。1976 年3 月陕西临潼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利簋，此器物是参加武王灭商这场战役的一位右史叫做利的人铸造的，铭文记载“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进一步证实了灭商的具体时间为甲子日，与传世文献相契合。 　　王程远先生认为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39 年夏历的三月四日。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自2008 年7 月入藏之后，现已整理出版了四辑。其中第二辑共一百三十八支简，简背有排序编号，全篇分为二十三章。这是一部类似于《竹书纪年》的史书，原来没有篇题，整理者拟题为《系年》。经过整理者和学者的初步研究，这是一部成书于战国中期，即公元前300 年前的一部用楚国文字写成的史书。其中涉及到历史公案中的几个问题。 　　2. 历史中的“共伯和”联合执政的问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厉王，王心厉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周本纪》索隐引《纪年》为“共伯和干王位”。清华简《系年》中相当的句子是“龙伯和立”，“龙”与“共”通假。显然周厉王之难，天子空位，共伯和代王摄政。《系年》进一步证实了“共伯和”确实是一位执政十四年的摄政王，宣王即位后，共伯和回到了自己的食邑卫。 　　3. 还有历代学者多有争议的“秦国祖先东、西方来源问题”。《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在西戎，保西陲，传至蜚廉、恶来父子辅助商纣王，周武王伐纣，父子死去。《孟子·滕文公下》则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显然飞廉是在东方。两说迥然不同。清华简《系年》所记与《孟子》是一致的。应当说，从出土文献到考古上的墓葬形制、图腾崇拜殷、秦都应为东方之戎，秦人祖先生活在东方应当可靠。 　　4. 关于殷祖先王亥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传说，名字只出现在《山海经·大荒东经》里。可是，王国维利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进行考证，发现《史记·殷本纪》中的商代先祖中名字叫振的就是王亥，振《世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中作垓。核、垓都是亥的通假字，《史记》作振，当为与核、垓字形相近而讹。没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就不会得到这样的历史明证。 　　上述历史学中的争议问题，虽不能说已成定论，但我们必须重视出土文献的价值及其研究成果，及时地吸收这些新成果，并转化为新的观点或材料，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加以讨论。这样既增加了新的观点和新的知识，又引出了新的论题;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引导学生走进科研新领域。 　　二、出土文献在语言文字教学中的价值 　　先秦出土文献是上古标准的书面语，是汉民族语言和文化可溯的最早源头。它在汉语史和汉语语言的学习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成果直接运用于科研与教学实践中，对古代汉语的学习与研究有着较大的裨益。 　　1. 利用出土文献校正传世文献中的错字。王懿荣和吴大澂关于《尚书》中“宁王”、“宁考”等中的“宁”为“文”之误字的发现，是利用金文校读典籍方面，最为人称道的一个发现。如《尚书·大诰》中就有“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天亦惟休于前宁人”等，《君奭》中也有“在昔上帝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