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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际刑事法院的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 　　一、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确立 　　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任命了一个调查战争责任者和执行惩罚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认定: 德国皇帝和其他德国军方高官已经意识到，并至少应收敛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但是他们却未能如此。基于这样的原因，委员会认为所有敌国的人，无论他是否地位显赫，即使是国家元首，只要触犯了战争法、战争惯例或人权法，都应面对刑事起诉。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坚持了该原则。1946 年12月11 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确认纽伦堡宪章和审判所认定的国际法原则》的决议。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纽伦堡宪章和审判认可的国际法原则》中也有强调个人行为在国际法上构成犯罪应承担的责任和惩罚不因官方身份免除的规定。 　　随后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被国际社会持续不断认同的过程。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后，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被确认和重申。1948 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第4 条、1951 年的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3 条、1973 年的《禁止种族隔离公约》中的第3 条、1984 年的《禁止酷刑公约》的第4条等都体现了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精神。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公约中提及的官方身份无关仅限于国际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对于发生在国内的武装冲突能否适用该原则、如何适用该原则在当时还未及深入思考。 　　20 世纪90 年代，联合国安理会特设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和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前南刑庭规约》的第7条第2 款规定: “任何被告人的官职，不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政府负责官员，不得免除该被告的刑事责任，也不得减轻刑罚。”法庭依此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前塞尔维亚领导人卡拉季奇进行了审判。这一审判打破了对于国家元首没有被国际刑事审判的状况，也将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适用扩大到境内的武装冲突中的罪行的审判上。《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沿用了前南刑庭的规定，做出了官方身份无关的规定。联合国秘书长在《根据安理会第808 ( 1993) 号决议第2 段所提出的秘书长报告》中所说: “事实上，秘书长收到的所有书面报告都建议国际法庭规约应包含关于国家元首、政府官员和从事公务人员的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这些建议其实是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先例之上。因此， 《规约》应具体规定国家元首的豁免请求和被告在从事公务中实施的罪行都不能成为辩护理由，也不能成为减轻刑罚的事由”。特设国际刑庭在促进国际正义事业和有效保护基本人权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其特设性和临时性的特点，对于解决更广阔区域的国际犯罪的重担必将落到一个永久国际刑事法院肩上。 　　1998 年7 月17 日，由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了《罗马规约》，国际法的发展进入到国际刑事法院时代。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条约成立的国际性的审判严重国际刑事犯罪的专门法院，旨在保护国际人权，打击国际犯罪。《规约》第27 条完整地确立了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明确《规约》“对任何人一律平等适用，不得因官方身份而差别适用。”该条采取概括的方式给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确定了广泛的适用主体。接着强调指出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成员等享有的官方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作为负有犯罪责任的个人免除或减轻刑罚的理由。该规定特别例举了一些国家最高和较高官阶的人员作为强调。从文字上来看，此处的例举并未详尽，说明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适用不限于条文中提及的主体身份。该条第二款规定: 个人因其官方身份享有的豁免或特别程序规则，无论是国内法或国际法赋予的，都不妨碍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此部分从程序上解释了官方身份无关性与官员的刑事豁免权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存在官方身份豁免并不能使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归于无效，无论该官方身份豁免是基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的规定。 　　官方身份无关性从其产生、发展到最终确立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这一个世纪中，国际社会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地区冲突和多次严重的国内罪行。如果说首次出现的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是对德国皇帝的暴行的气愤的表达，那么经过二战之后审判战犯的实践和依据国际法建立的几个国际刑庭实践的对官方身份人员的不免责，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具有官方身份的人的严重罪行不容忍、不姑息的普遍态度。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标志着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被完整确立，成为追究国际罪行必须遵守的国际刑法的重要原则。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产生和发展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严重国际犯罪责任人的追究到底的态度。说到底，这也是通过国际刑法维护国际社会正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