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行政法良性互动关系之思考2.docVIP

宪法与行政法良性互动关系之思考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宪法与行政法良性互动关系之思考 2.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 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因而“法律所未及的问题或法律虽有涉及而并不周详的问题确实是有的”。（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3页。）立法如此， 立宪亦是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其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在社会处于急速转型的时期，宪法的稳定性与社会现实的变动性之间的冲突更为明显。由于频繁的修宪极可能导致宪法权威的丧失，因而必须寻求修宪以外的应变机制去消解上 述冲突。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行政法的作用与功能，是与它所规范的行政权密切相关的。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相比，具有广泛性、直接性、主动性、积极性等特点。面对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行政权的反应最为迅速、敏感、有效，因而能够适应社会变动的需要，进而缓解宪法所面临的窘境。换言之，在特定情况下，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内容具有补充、拓展的功能，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消解社会变动与宪法滞后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西方行政法治的实践中，行政法发展对宪法的补充、完善甚至修正的例证是存在的。例如，随着行政民主化、公开化的加快，美国国会于1966年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该法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保障了私人享有取得政府文件的权利，从而在法律上正式确认了公民的又一基本人权——了解权。毫无疑问，该法是美国行政法的重大发展，它大大丰富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使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有了切实地法律保障。更为重要的是，该法拓宽了美国“权利法案”的内容，是对美国宪法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再如，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的社会问题、矛盾滋生，美国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以1887年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创建为标志，一种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独立管制机构在美国大量涌现。这种机构既不从属于国会，也不从属于法院，又不完全从属于政府。它们不仅具有行政权，而且还具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独立管制机构的出现，对美国宪法三权分立原则构成了挑战。它使得传统的、绝对的三权分立原则逐渐被淡化，而权力间的相互渗透却日渐加强。 在我国行政法发展的进程中，宪法被补充、发展的事例也很多。例如，我国现行宪法赋予公民以大量的基本权利，然而“无救济无权利”。尤其是在公民的权利遭到来自行政机关的侵犯时，这种救济就愈显重要。可见，权利的救济重于权利的宣告。伴随着《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的颁行，我国公民所享有的行政救济权日益扩大。至此，公民权利的实现获得了更为有力地保障。这是行政法对宪法有关公民权利规定的重大补充和发展。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制约方面，行政法对宪法也有补充和发展。例如，现行宪法所设定的权力框架显现出明显的“强行政、弱司法”的倾向，而《行政诉讼法》的颁行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不甚合理的格局。该法的实施，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初步建立。它在客观上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地位，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从而发挥了司法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应有作用。这是我国行政法发展二十年来对宪法的最大发展，无怪乎有学者热情地讴歌它是“人治时代的终结，法治时代的开始”。 （注：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上述逻辑及实证的分析表明，行政法的发展不只是简单地表述、物化宪法。在遵循宪法基本价值、理念的前提下，行政法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在规范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两个方面都积极有所作为，从而实实在在地补充、发展了宪法。至此，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已初露端倪。 3.行政法的深入发展推动着宪法的更新与改造，是宪法修改的重要源泉。 毋庸置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性，宪法必须保持稳定。但是，当社会的发展对宪法提出尖锐挑战时，修宪的时刻就到来了。我国现行宪法颁行近二十年来，已经经历了三次局部修改。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宪法的修改一般来源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调整。但是，部门法的发展，尤其是行政法的发展也能推动宪法的修改。例如，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深圳经济特区基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曾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肯定了土地使用权出租的做法。后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以修正案的形式改变了1982年宪法关于禁止土地出租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前述做法突破了当时宪法的规定，但它并未被宣布违宪。相反地，这一新生事物经过实践检验后却在宪法修改时被吸纳。可见，行政法的发展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