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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基于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关联的经济法使命刍议 　　一直以来，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作为一对矛盾体互相关联、辩证统一。如何把握经济自由的尺度，恰当地实施国家干预和调节，是经济法的历史使命，也是经济法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的关联 　　(一)经济自由的内涵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理性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 的论断为经济自由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在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拥有利己心的“理性经济人”;而“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最优，进而实现国富民强。然而，经济自由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当经济自由逐利的特点暴露出盲目性时，“看不见的手”主导下的经济自由会使少数人产生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可能。此时，国家需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调整，以保证发展生产和服务贸易外部环境的合理有序，同时通过必要的法律形式固定经济自由的限度和范围，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国家干预的必然 　　经济自由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市场主体受“利己心”的驱使，往往会陷入恶性竞争，导致市场不再安全，竞争不再自由，造成市场经济自身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此时，国家干预就成为了经济自由的内在需要和合理出口，其合理性在于国家能够解决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同布坎南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适当的政府活动更能使竞争充分而有效率，而这些活动的法律形式就是经济法。 　　二、经济法的应运而生 　　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经济运行几乎完全凭借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其中价格机制的调节则影响着经济运行的始末，市场在自由竞争的观点主导下蓬勃发展。然而，绝对的自由竞争，只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理想化模式，非完全自由竞争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常规态势。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广泛开展，市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大危机中，市场失灵给全世界的社会化大生产带来了重创，价格主导、自由竞争等相继失去了调节作用，市场也无法克服和弥补自身的弱点。此时，“外力”介入市场，拯救日渐萎靡的主要经济体，维持经济运行就成为了必然需求。“需求”决定“供给”，国家以其特有的优势当仁不让地成为介入干预市场失灵的供给主体。然而，如同市场失灵一样，当国家充分介入经济生活调整经济秩序、决定资源分配后，政府同样会出现失灵。政府本身的有限性使其在对市场进行过分干预和指导时，必然导致市场自由和竞争的弱化，加之政府本身不追逐经济利益，当面临公共政策失效时，对市场问题处理不恰当会带来后续诸多严重问题。为此，需在法律的框架内约束政府行为，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并促进和实现市场的经济自由。 　　一切法律都是基于某种利益而生，依靠维系社会上某种利益而存在的。经济法就是维护社会利益的法的部门。经济法的产生源于市场长期无序竞争导致市场普遍失去活力。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 市场不正当竞争现象愈演愈烈，在传统的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出现困境并失去优势时，经济法以其特有的功能担负起调整其他法律难以克服的“市场失灵”的历史使命，同时经济法通过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价值选择，最大限度地担负起抵减和弥补因政府干预过大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率下降等“政府失灵”的历史使命。因而，经济法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经济法是国家根据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阶段，针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经济法更多地强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以此为基本价值目标，通过对公权和私权的平衡协调，促进社会整体效益的提升。这与民法和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有着非常明确的差异。国家通过经济法的实施来调节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降低不正当的市场竞争，使市场经济秩序回归自由、公平、合理与安全。 　　三、经济法的历史使命 　　(一)保障经济权利的相对自由 　　市场活动的基本原则是， 以财产权为核心，以维护经济自由为目的，排除国家权力的越界侵犯，体现经济自由的内涵。以财产权为代表的私权在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同时，不应无限扩大和推崇。当私权损害或可能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和公共利益，甚至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时，国家就应当对这些行为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规范，让私权在法律秩序下实现相对的经济自由。经济权利的相对自由不仅彰显了国家在法治社会里的价值目标，也是经济法调整和干预市场秩序的重要平衡点。 　　(二)促进市场竞争秩序的相对公平 　　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发展水平，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