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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夏曾佑的历史观 　　清末民初，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以梁启超、夏曾佑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学者纷纷从理论上对中国的“旧史学”展开批判，创立“新史学”，在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界革命”。其中，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垢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是以新史学的观点来编写中国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流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夏曾佑的历史观主要受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影响，注重变通地、进化地、综合地从现实角度看待和研究历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变通的历史观 　　自清初以来，受文宇狱等因素的影响，学者们纷纷埋首书斋，一心研究考据、辞章之学，虽然为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作参考的资料，却使传统史学陷入了闭门造车的境地。这种情况直到今文经学的兴起才有所改善。今文经学自庄存与首张旗帜，经刘逢禄、龚自珍的继承和发扬，到魏源时更是表现出浓厚的经世致用的色彩。它完全不同于考据学的食古不化，主张微言大义、讲求变通。 　　夏曾佑早年研究刘逢禄、龚自珍的今文经学，通过分析他们的政治思想，来论证中国需要变革。他反对刘向刘父子以六经为史的观点，认为古人以六经为教书，他还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角度出发，通过对“六经毁于秦火”一说的详细分析，来论证古文经学派的六经是为王莽篡汉所作的伪书。他说:“故秦焚书一案，又为古文经之根据也。所以秦焚书之案定，而古文经之真伪亦明。’而在夏曾佑看来，既然秦始皇重用学帝王之术于荀子、为儒家之大宗的李斯，必不至于“果绝儒生”;另外，秦令所称的焚书范围，是除博士官所藏之书，也就是说，博士官的藏书并未被焚;而且秦焚书距秦亡仅五年，短时间内六经不至于尽数毁于秦火。根据以上三点，夏曾佑认定古文经是伪作。在此基础上，夏曾佑更进一步地将造成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的矛头指向荀子。他认为，秦汉以后的法家、儒家、经今古文学，甚至汉学、宋学，其师承都可追溯到荀子。所以，他早年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后，曾一度试图发起“排荀运动”。 　　1891年，夏曾佑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锐意改革的维新人士。当时，梁启超19岁，谭嗣同26岁，即使是最年长的夏曾佑也不及而立之年。年青气盛的他们心高气热，经常高谈阔论，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治学心得，反复切磋，往返辩难，彼此都觉得很投机。他们各自的住处相隔得又不远，所以几乎天天见而，成了“讲学最契之友”。当时的争论与“排荀”之激烈，可从后来梁启超悼念夏曾佑的文章中窥见一斑:“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由梁启超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三个人当初对荀子的排斥与打击并没有多少系统性，而更多的可以看作是志在维新改革的热血青年的率性而为。 　　这种两三友人之间讨论学政、排抵荀学的行为，自然称不上“运动”，事实上三位年轻的维新人士也没能在学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排荀运动”。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为维新事业流血牺牲，梁启超远走日本，夏曾佑的思想也逐渐趋于平和。对荀学的排斥，对于维新派而言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要打破旧有的制度，就必须从根源上对其进行攻击。而对夏曾佑、梁启超等人来说，对荀学的排斥和打击，也是他们借以反对不知变通的汉学、批判旧史学的重要手段。 　　二、进化的历史观 　　19世纪末，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深受今文经学变通特色影响的夏曾佑迅速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并以此来构建他的历史进化观。《必威体育精装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为了适应学校教育而写的教科书式的中国古代史，该书处处体现出夏曾佑的历史思想。在夏曾佑编写这部书之前，国内并非没有人运用新史学的观点来编写新式的中国史，但就其影响而言，皆不及夏曾佑的《必威体育精装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点从陈其泰的评价中可见一斑:“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环口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04 -1906年)的相继完成，是近代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事件，它们一是以史学评论的形式，一是以通史著作的形式，标志着自觉以新的历史哲学为理论指导、在内容上和著述形式上又都明确地提出新要求的近代史学著作正式产生了。’梁启超的《新史学》被学界公认为新史学流派的开山之作，陈其泰先生将《必威体育精装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日提并论，足见其在新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夏曾佑在书中讨论历史进化的因果论时说:“本编亦遵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