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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宪法文化的自觉 　　一、“宪法文化的自觉”命题的提出 　　首先必须申明，宪法文化的自觉这个理念由笔者在宪法和法律学术界率先提出，并不表明这是一个由笔者个人原创的概念和理念，而是受在中国备受学术人敬佩的社会学学术大家费孝通先生的启发。费老从学60 多年，在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学贯东西，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他在最近20 年间，作为一个耄耋老人却高瞻远瞩，心怀学术壮志，根据中国的学术实际，明确提出和力倡要在中国实现“文化自觉”。根据费老自己的解释，他提出和倡导的“文化自觉”的核心要点如下：“‘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 　　10 年前在我80 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我曾展望人类学的前景，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出贡献，这里特别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并存及‘天下大同’的途径，这正是我提出‘文化自觉’看法的背景的追求。简单地说，我认为民族关系的处理要尊重‘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关系现实和理想，这对于处理文化之间关系，同样也是重要的。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指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 　　费孝通先生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他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觉” 的背景及其意义， 他指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不就是要求文化自觉么?”“‘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和理念，不仅在文化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并成为近20 年来热门的研究话题，而且在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强烈影响。受费老“文化自觉”理念的启发，笔者在宪法学术界乃至整体法学学术界率先关注和研究“宪法文化的自觉”的话题，尽管不是笔者原创的，但也绝非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联想。在笔者看来，对“宪法文化的自觉”的关注和研究，不仅恰逢宪法和宪政的时代话题，而且具有十分重大的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的意义。但本文的主要任务，还是要简要地说明一下，为什么在中国宪法学术界需要实现宪法文化的自觉?“宪法文化的自觉”与“宪法文化的启蒙”既有性质上的内在关联，又有事理逻辑上的承接和顺延关系。本质说来，既然客观上存在“宪法文化的启蒙”这个前提，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在宪法文化上还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在学术上更关注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如果说“启蒙”更集中表现在社会的一般层面和普罗大众并非仅仅是“宪法意识”的薄弱，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宪法知识”的缺乏甚至“不识”状态的话，那么，“自觉”似乎更集中体现在社会的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菁英的阶层。理智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愿不加分析地或都不会傲慢无礼地说思想界人士特别是知识菁英们对“宪法意识”尽付阙如或对“宪法知识”毫无所知，而是指他们对宪法文化在认知上还没有达到“自觉”意识的程度。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极不情愿地指出， 从我们宪法学业内的观点看来，在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菁英阶层至少有相当多的学者对“宪法文化”都处于这种不那么“自觉”或者“不自觉”甚至“完全不自觉”的状态，谓予不信，请看下列的事实和分析。 　　二、为何在现实中要致力于实现“宪法文化的自觉”? 　　第一，现实知识阶层中有一些学者，包括法学者甚至宪法学者至今不承认宪法在国家的法律阶梯中占据最高的地位，同时具有以包括国家各项基本法律在内的所有的其他法律、法律规范性文件所不可比拟的最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