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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宪法权利的经济学 　　一、宪法权利中的“休谟问题”? 　　二百多年前，英国思想家休谟提出归纳何以可能的问题。即根据有限的经验，能否得出一个全称判断的命题。按照这样的逻辑，即使我们看到的乌鸦全部都是黑的，怎么能断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呢?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休谟问题”其反应了人类经验的有限性与全称判断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在宪法权利上，也存在着“休谟问题”。我国宪法第33 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全称判断，作为国家对权利保障的总体态度。应该说，这是国家根据世界人权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社会发展状况作出的归纳。其中，“尊重和保障”以及“人权”是两个全称判断的词汇。“尊重和保障”表明了手段，“人权”表明了对象。在全称判断之后，宪法又罗列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说，这些罗列的权利也更多的是全称判断，作为“基本”权利，都可以再涵摄很多的具体权利。 　　但是，要求宪法权利进一步扩充内容的人不自觉地运作了“休谟问题”。他们提出，应该修改宪法，增加更多的权利规定，因为其怀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全称判断何以可能，只有在宪法中详细规定更多的权利，才能有效保障人权。事实上，宪法不是一个布口袋，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更不是有立法需要就立刻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修改宪法，需要交易费用(信息、谈判、监督和公布成本等等)，如果修改宪法需要的制度转换成本大于修宪带来的收益，那么，修改宪法是不划算的。尤其是对于宪法权利的规定，更不能因为社会上出现了某种权利的需要就立刻要求宪法予以回应。因为宪法已经作出了全称判断，重复地进行权利的细化和罗列是没有效益的。 　　这就需要对全称判断进行一些经济学的解读。使用全称判断取代单称判断，可以降低描述成本。我们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是对事物进行类型化的处理，但是，如果我们分别描述“乌鸦1是黑的，乌鸦2是黑的……一直到乌鸦n是黑的”，这样将导致信息的传递成本急剧上升。虽然，不断地进行单称判断可能会减少误差，但是也会耗费巨大的信息费用。相比较而言，归纳而来的全称判断，确实可能造成误差，就如同日本出现了白乌鸦对“天下乌鸦一般黑”命题的否定。但是，全称判断错误造成的预期损失与全称判断所能节约的信息传递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全称判断就是划算的，这样的预期损失就是合理的成本投入。宪法做出了关于人权的全称判断，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其可以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 　　目前，需要做的是在具体的立法中规定某些新兴的权利(如环境健康权、可持续发展权)，在执法和司法中具体落实人权保障(如不刑讯逼供、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等)。因此，在宪法已经做出于人权的全称判断之后，去质疑宪法全称判断的周延性，企图详细罗列权利是不经济的。尤其是在宪法层面，花费高昂的信息成本去罗列权利，反而会造成更多权利遗漏的风险。更严重的是容易破坏宪法的稳定性，大幅提升公民对宪法运行的预测成本。哈特就认为“空缺结构”可以为法官保留自由裁量的空间，从而为提高法律决策的精确性创造条件。全称判断具备低成本运行的包容性。伴随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人权的内容不断扩充，我国宪法层面的人权也理所当然地不断包容这些权利。 　　毕竟，对于人权的范畴，全世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只是在具体落实的方式和水平上有所差别而已。可能此时“人权”的概念是模糊的，但是其可以有效节约不断修改宪法的交易费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以降低不断修改宪法的成本，其所造成的误差损失与不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投入的成本相比，是有效益的。当然，很多人会质疑，目前宪法做了尊重人权的全称判断并罗列了一些基本权利。但是，有些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保障。这就是混淆了应然与实然的问题。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作出了关于人权保障的全称判断，已经为保障人权奠定了基础，当前需要做的是如何落实宪法权利。但是，宪法权利的落实，更多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是否提供了支付这些权利实现的资源。因此，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并不是宪法中的“休谟问题”，而是现实的权利保障所需要的资源和成本问题。 　　二、宪法权利司法化的难题 　　在这个为权利而斗争的时代，学界和公众总是期望宪法权利能够具体落实到生活中，以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维护当下的利益。但是，由于实现宪法权利的成本过高，宪法权利司法化还面临诸多困难。第一，无法应对潜在宪法权利享有者的诉求。当初“齐玉苓案”发生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判决之时，学术界一片欢呼鼓舞，以为宪法司法化即将开启。但是，随着该案件的审结，该司法解释不久也被废止，至今也没有再出现以宪法为依据的新判决。究其原因，我认为，齐玉苓案仅仅是最高法院通过民事案件，尝试探究宪法司法化的一次实验。类似于企业生产部分产品检验市场的反应，结果市场反应过于强烈，企业自身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