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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家风对莫氏家族成就的影响 　　晚清时期，贵州南有“影山文化”，北有“沙滩文化”，都不离以莫友芝为代表的莫氏家族。莫氏家族能取得这一显赫成就，离不开莫氏良好家风的陶染。 　　莫氏家风渊源甚远。据莫友芝为其父莫与俦所作《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公行状》，莫友芝曾祖父莫嘉能经商有道，且在独山当地颇有威望，被公推为乡约。莫嘉能本人识字不多，但却很重视教育，出资延请名师办学授徒。莫友芝祖父莫强入学后，没能考中乡试，便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深得乡里人的崇敬。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是嘉庆戊午科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散馆后，莫与俦到四川省盐源县任知县。在盐源县任职期间，莫与俦是尽心尽职，事事以民为念。1804 年，莫友芝的祖父去世，其父莫与俦由四川任上回到老家独山奔丧守孝。服丧期满以后，莫与俦便在家乡设馆授徒，不再出任官职。直到 1821 年，莫与俦自请改任清贫的教职。1823 年，莫与俦被任命为遵义府学教授，为黔北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整整十九年，培养出了郑珍、莫友芝等著名的学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莫友芝订《甲辰家规》，第一条就是“务职业。职业无一定，各尽力于见在所居之位便是。” 　　这是对后代子孙的要求，也正是对莫氏良好家风的总结。观莫氏先人，无论是从军、从商、从政还是从教，均是尽力于现在所居之位。莫氏多贤母孝子。据莫友芝所作《先大母张太孺人墓表》记载，莫友芝的祖母在教育儿子莫与俦时，用自己种菜作比，指出付出一分努力才能有一份收获，而耕种与读书做学问是同一个道理，有丝毫的荒废与懈怠都难有收获。莫与俦后“肆力典籍，卓为通儒”，与其母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莫与俦去四川做官前，其母又告诫他，希望他多想想百姓的疾苦，要做个好官以报效国家，其他无需多求。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母亲李孺人均是至孝之人。莫与俦在离任回乡安葬父亲健行公后，因母亲张太孺人已七十有余，而且常犯胃病，便向朝廷申请为母亲颐养天年，不再外出任职，而且还说：“吾不得视先君终，已蹈生人第一不孝，得多奉太孺人数十年，罪或差减。”于是勤心侍奉母亲十四年，直至母亲去世。莫友芝的母亲李孺人是其父侧室，但对其祖母张太孺人却十分孝顺。据莫友芝《清故例授孺人显妣莫母李孺人行状》，其祖母七十岁以后，胃病不时发作十年有余，他的母亲经常整晚不睡在旁侍奉，祖母每每疼得睡不着，夜里醒来呻吟十余次，而母亲都守在一旁。不单是对长辈孝顺，莫友芝母亲对于非己所生的几个孩子也是疼爱有加，与己出等同而视。除此而外，她对奴仆也宽厚仁慈，而且爱周济穷人。 　　莫友芝祖辈、父辈均勤劳节俭。据莫友芝《甲辰家规》，当年其父莫与俦与兄弟跟着伯父在翁奇砦读书，打柴挑水做饭，一应事都做，回家还要做耕田放牧等事。莫与俦在遵义学署时，有空闲时还亲自拔除庭院台阶上的杂草。莫友芝的祖母张太孺人，亲自纺纱织布，舂米、做饭、浇园，家里还收拾得桌案上没有一点灰尘。友芝的母亲唐太孺人，李太孺人，莫不是如此勤劳，直至友芝的各位嫂子，也同样秉承祖母遗风。莫与俦没来遵义时，家境尚好，而那时家里读书的只有莫友芝一人。莫友芝曾想买一套《礼记集注》及《四书集注》，父亲却说：“此二斗米直也，大不易办。”后来在家里和紫泉书院各找到一部别人读过丢弃的旧书，就不再买了。莫友芝当时每年不过用三四枝笔，一二块墨，百来张纸，还觉得不易得到，所以笔写得很秃了还舍不得扔，纸已写得无缝了还在写。据莫友芝《先大母张太孺人墓表》记载，他的祖母张太孺人亲自纺织，做饭洗衣，洒扫庭院，没有一刻闲暇。晚年依然很俭朴，终身着素布衣，但是很整洁。据莫友芝《清故例授孺人显妣莫母李孺人行状》，友芝的母亲李孺人也是整年穿布衣，但很注重衣着整洁。 　　莫氏家风除传统的孝悌、勤劳、节俭之外，还有一个典型特点：那就是爱书好学、笃志教育。莫嘉能出资延师办学授徒，开创了兔场、独山一带办学读书的良好风气，不仅惠及自家子弟，还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健行公莫强设馆授徒，终身从事教育。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回乡奉养母亲期间，于影山草堂教授生徒及自家子弟，又在八寨厅设馆，八寨原本尚武，从此“争知读书”，风气大变。后来莫与俦又“主讲紫泉书院”。这于偏僻落后的贵州，实属创举。母亲去世之后，莫与俦决定弃政从教，“得教授遵义府”十九年，直至去世，在他的潜心培育下，郑珍、莫友芝终成一代英才，并称“郑莫”，被誉为“西南巨儒”。 　　莫与俦去世后，其子友芝、庭芝、祥芝和后辈子、侄等前后相继，传莫氏良好家风。莫友芝天资聪颖，三岁即能识字，七岁时因诵元晖“竹外山犹影”之句，便请求父亲将自家兄弟读书的草堂命名为“影山草堂”。莫与俦去世后，莫友芝继其父受聘担任遵义湘川书院、培英书院讲席，长达 17年之久。除此而外，他还致力于钻研祖国历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