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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尊法治方能振经济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之际，法治重要性凸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亮点。习近平主席在参加黑龙江代表团讨论时称“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并指出“法治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显然，这些论述并非针对一隅，而是面向全局。依法治国，早已成为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更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过，直接把法治与发展相联系，还是意味重大。面对经济困难，政府官员的积习是以“看得见的手”直接干预，以收立竿见影之效，甚至可能将法治视作束手束脚的累赘。习近平倡导法治这样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很有必要，也很及时。 　　只有尊崇法治，才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经济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效率、依靠创新，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经济正艰难转型的中国来说，法治是营造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龙骨，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正是由于经济生活中“红头文件”“领导批示”主导的局面逐步让位于法治规范，中国经济才从原有统制经济桎梏中松绑，拥有了勃勃生机。在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唯法治可以保护产权，促成契约的缔结、执行，并对违约行为给予惩处，从而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规范其行为。产权明晰、契约自由、公平竞争，才能构成自发秩序的基础。无疑，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应当承认，在深水区改革的艰难跋涉中，中国经济体制至今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权力对经济的干扰、侵害还相当普遍。环顾全国，越是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严重、政府掌控资源越多的地方，腐败越是猖獗，经济也越不景气：产业结构升级滞后，财政拮据，民生多艰，并不断积聚、激化社会矛盾。黑龙江便是典型。2015年，该省GDP增速全国倒数第三。公众对该省大案、“窝案”频发印象深刻。结果，不仅不能做到“聚人聚财”，还出现劳动人口大举外流。在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山西，情形更加触目惊心。 　　2015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9.8%，企业运行艰难，不少国有煤矿减薪、欠薪，已威胁到职工的基本生存。该省政府工作报告称，山西经济发展“仍处于最困难时期”。也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列举老板当着厅长面吞掉暗示送礼3000万元纸条，副市长贪腐6.44亿元、超9个贫困县财政收入总和等案例，得出结论，腐败扭曲了资源配置，不是最优秀的企业而是最能送钱的企业才能拿到资源，在激烈竞争中，优秀的企业也会垮下去。在此等法治环境下，加快结构转型以改变“一煤独大”、吸引外来投资云云，只能成为“画饼”。在经济下行期真正推进法治，集中体现在如何有效约束公权力，这无疑向各地各部门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第一，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到“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中央曾要求重用改革派，而能否尊重市场和法治，是判断改革派成色的灵敏试纸。无论政策设计如何花样翻新，倘若底色仍是政府占领资源配置的“制高点”，即便靠短期政策把个别经济指标搞上去，这样的官员也难堪大任。第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本届政府格外重视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放管结合。 　　改革已初见成效，但是，此项改革需要恒力恒心，力戒形式化、运动化。今年全国两会上，决策层要求，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新的政府管理体制。这准确抓到了法治建设的要害。第三，加强对公民特别是企业家合法财产的保护。曾几何时，在所谓”重庆现象”的鼓动下，有些地方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先罗织罪名将企业家甚或其家庭成员投入牢狱，然后对民营企业资产及个人合法财产下手，以没收充公之名，行大肆鲸吞之实。如此黑暗一页已经翻过。但是，增强企业家的安全感，留住这一份市场经济中最为稀缺的人力资源，使其放手发挥才干，仍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头等课题。第四，促进法治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衡量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成效，最重要的标尺便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和保障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并对警权严格规范。当前，经济增速下降，中央政府强调创业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fmRi的“双引擎”，这无疑对法治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前者呼唤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更加完善;后者要求政府定位更加准确，而已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则迥异于制造业，对规范人与人的关系要求更高。这是一幅新旧因素交织的复杂图景，山重水复，但迈过这道坎，便柳暗花明。厉行法治，正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不竭原动力。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