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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抗战时期中国剧作家的道德叙事话语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争在恶化人们的生存境遇、掀起抗争激情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生理想的期望值、生命价值的估认方式，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人格定位与道德选择。西方实用主义伦理学认为:“任何观念都是针对某种被期待的结果而被提出的，这一经验原则的背后不可避免地隐藏着一种道德动机。” 　　四十年代剧作家在毁灭性境遇中倡导个体生命力、呼唤民族抗争合力，一方面源于战争实用主义原则的需要，一方面则是战争促成的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动机)的外化“树立剧人新道德，不是一个迂阔的唯心问题，而是由于客观条件现实的要求。” 　　在这一过程中，道德意志作为“人的首要的能动性标志”，很自然地与人格意志一起，被剧作家纳入战争与时代、个人与社会等关系中发微与考量。在战争的激荡下，尽管人与“世界”的关系在知识者心灵情感结构和价值评判系统中发生一定程度的错位与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主体性本质发生了转移。相反，在大量抗战题材剧中我们分明感受到，空前密集的抗争话语在共同促成一种战时道德观念的同时，是以剧作家推己及人的生命体验为根基，即以肯定人的主体性本质为精神准则的。 　　战时道德观念的形成首先意味着对现存道德观及其所关联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估，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现有伦理秩序的“稳定性”作为代价的，这一过程充满着“建立”的激情与选择的痛苦。因为在知识者生命情感结构中，身处“大时代”的“兴奋感”无法抵消现实与理想反差下的无奈与沉痛。知识者一方面将爱、善、奉献等人学核心价值归整为战争的现实精神需要，进而形成战争语境中独特的伦理道德叙事，一方面必须面对这种“归整”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在此世界人民沦于浩劫、中华民族艰苦抗战建国的时代，我们(知识者)不能直接的从事以战争维持正义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想到战后的整个人类文化问题。 　　这就是说，知识者的特有身份决定了他们不仅要密切关注当下的现实生存境遇，还要具有超越性的文化眼光。知识者这种文化自我定位在战时道德伦理叙事中的体现便是:一方面立足于道德的群体性、社会性特征，将道德重建与民族抗争话语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执著于道德的人格属性，在对理想人格的坚守中发挥知识者文化道德先驱者的作用。这两者在话剧中既体现着时代与个人、历史与人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是互为表里、双向建构的。 　　一、个人与民族:道德重建中“爱”的移形应该看到，四十年代剧作家是满怀人类之爱进行创作的，但这首先离不开对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的伟大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从而，对于民族生存危机的展示不仅是为了“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也是为了“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 　　四十年代文艺创作倡导世界性(人类)眼光，一方面决定着剧作家的战时道德伦理叙事是以人类之爱为基点，从而规定着“艺人的范围是全世界，他的眼光是全人类，他必须为整个的人群思虑，感觉，打算”，一方面为剧作家表现民众生存危机、抒发悲悯之情在更为广大的背景中提供了坚强的精神支撑和道德依据。剧作家的人类之爱虽受制于战争的具体性，却没有得到弱化，相反，正是在对本民族陷入深重苦难的民众之爱的显现中，剧作家对作为存在的生命个体与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困境的悲悯才不至于沦为空中楼阁。于是，在一些话剧中，个人情感或利益的牺牲并不意味着孤独，因为它是以个人与民族存亡融为一体为前提的，是一种爱的“移形”它以人类之爱作为精神起点，意味着新的情感组合的建立，包含着对新的收获的期望，是一种战争乐观主义的曲折表达。四十年代话剧的道德重建话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牺牲儿女私情，尽忠国家民族”。爱情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在四十年代剧作中却难以享有其本身的个人化、人性化的自由特征，而是被分担了沉重的时代责任，它往往在民族危难意识的观照中，被剧作家作为重要切入点纳入战时道德重建叙事。此时，爱情在剧本中的呈现不仅是个人生命情感领域的，更注解了特定时代个人与社会、情感与理性的内在关系。这种现象在很多抗战剧中都有影子，如《民族万岁》中韦明这样拒绝“准汉奸”陈侃言的爱情表白:称也配说忠实与恋爱?……我觉得耻辱!世界上还有比祖国更可爱的吗?还有比同胞更亲密的吗?宋之的《祖国在呼唤》中的克恭之不愿意带宛辉出志《塞上风云》中的丁世雄之拒绝金花儿，都是因为他们心怀救国之志，无暇经营儿女私情。 　　最能集中体现战时话剧这一旨趣的还是陈锉的《抚情女》(1942)、《野玫瑰》(1942)、《蓝蝴蝶》(1943)等剧。《无情女》中，特工女樊秀云以“无情女”自居设局杀死多个卖国贼。面对昔日恋人沙玉清的爱情表白，她却说自己爱上了另外一个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