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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描述的意义理论及其悖论表征 　　当我们用语言谈论对象的时候，涉及两个不同的层次: 一是就对象本身而言; 一是就关于对象的描述而言。区分这两种不同层次，关于语言哲学的理解就会展开一个新的层面。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作为对词或词组及语句所表达的意思的探究，意义理论的描述向度涉及一些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在传统使用中，描述和规范是一对相对的范畴。而关于描述的研究表明，描述必须以规定为前提，因而具有规范的性质。对描述的深层次研究，必定涉及对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而对描述和规定的研究，则必定指向认识的人类学特性，从而走向知识人类学，这无疑意味着描述的意义理论意义非同寻常。 　　在语言分析哲学中，指称理论发生了由实在意义上的指称理论到描述意义上的指称理论的转换。在两种不同情况下涉及意义理论，则使问题一方面变得更为复杂，另一方面又更耐人寻味。总体而言，意义理论中的指称论是经典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意义理论中的观念论已经转向描述论的意义理论，而意义的发展是从指称论所强调的对象事物---特别是非语言事物，发展到观念论所强调的观念特别是关于语言事物的观念( 比如“上帝”、“幽灵”等) 。密尔之所以接受休谟的经验论却又倾向于意义指称论，乃是因为指称论意义理论反映了专名的意义来源，而从通名开始直到复杂的描述，意义理论都必定转向观念论。我们或者可以把指称论意义理论看作观念论意义理论的特例，或者可以把专名解释为最简单的观念而不只是一个标签，或者把标签本身也看作观念。这也是密尔在对待抽象概念时又转向观念论的原因。 　　就描述而言，观念论的意义理论要远比指称论的意义理论合理，因此也更容易理解。 　　作为最原初的意义理论，指称论是具有合理性的，只是由于没有办法处理描述关系，在其发展中必定会遇到越来越复杂的情况而显露其不合理性，最后也因其不合理性而只能作为特例保留在关于描述的意义理论中。因为在抽象描述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指称论意义理论会越来越穷于应对，其在实体名称情况下的合理性只能成为特例，就像相对论条件下牛顿力学成为特例一样。 　　当弗雷格批驳洛克和休谟的观念论时，他即是在试图依靠逻辑( 有时候借助语言) 建立一种客观的意义理论，一种经典实在论意义上的意义理论。但弗雷格是一个交叉路口式的哲学家，他的处境和他的丰富使他的哲学研究( approach) 不会是单一导向的。在可能导向客观主义结果的致思的同时，他也提供了功用论意义理论的某些基本观点。这种状况使得后人在他那里通过对客观主义倾向的否定，自然导向了功用论意义理论。这种功用论倾向经过维特根斯坦那个更大的交叉路口，透过更复杂的可能路径，指向描述并最终走向知识人类学。 　　在前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循着罗素的思路，将把握世界的逻辑结构看作是哲学的最终目的，因而《逻辑哲学论》被自认为是哲学的完成。而这个世界的逻辑结构，事实上正是传统实在论的逻辑形式。作为从前期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向，在后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不仅明确认为，“我们必须摈除一切解释，而必定取代其位置的只有描述( Beschreibung) ”，而且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当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游戏”这个词就是要强调语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时，就明显以“语言游戏”等方式走向功用论意义理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游戏’概念是为了强调这一事实: 语言的言说是活动的组成部分，或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也把“由语言和行动交织而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致思的描述指向，在其后来的展开中一览无余。 　　继洛克、休谟和密尔等( 的观念论) 把词以及弗雷格把语句或命题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之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试图在语词和人类学特性之间进一步找到更大单元的意义基本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已经涉及知识人类学，只是在“语言游戏”中，仍然主要停留在语言的层面，而没有由此真正深入涉及人类学特性。而蒯因则走向了更大的知识体系。他写道: “即使以陈述为单位，我们也已经把我们的格子画得太细了。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关于意义单位的这种逐步扩大趋势，与描述在量子领域的相反走向殊途同归，最后必定都通过描述展开作为其前提的规定，并指向认识的人类学特性，走向知识人类学。至于赖尔等哲学家关于这种趋势的不同观点，即坚持认为意义的体现者是词或词组而不是语句，可能只有用意义本身的层次划分得到统一的理解，但最后走向人类学特性( 包括人类的特定处境)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这一趋势是哲学的“实践转向”的逻辑结果。由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从弗雷格出发所走出的这条道路，弗雷格本人并没有选择，其意义理论的功用论倾向在后期已几近放弃。关于他后期是否仍然坚持只有在语句或命题的语境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这个基本观点，答案是不用争论的。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