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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党的宪法规制 　　当代中国，研究政党问题的大多是政治学者和党建理论专家，从宪法角度规制政党的研究少之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与一些宪法学者不重视政党研究有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政党不属于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党乃派系斗争之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不在宪法学研究的“专业槽”之内,政党问题仅仅属于政策性问题,甚至属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归属于政治学或党建理论的研究领域。本人认为，相关资料的缺乏导致的研究难度，以及中国语境下该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也是学者不敢轻易涉及的原因。政党不同于普通社会组织，可谓是宪政秩序的关键性要素。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与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被认为是共同构成宪政的三大支柱。从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看来，宪法与政党属于一种共生关系，二者紧密联系、彼此依赖。在中国，政党制度则可谓整个政治制度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走在中国政治最前沿的政治实体和机关。中国执政党所掌握的广泛社会资源和巨大影响力，使得社会的安危、人民的福祉都系于执政党本身的质素。如何有效监督和规制政党，防止其异化和腐败，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命题。如何通过宪法规制政党，理顺政党与宪法应有的关系等问题至关重要，急需理论的梳理。 　　一、西方国家的政党与宪法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来看，其宪法多起源于政党斗争，是政党利益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宪法源于政党，但又不止于政党，而是反过来作用于政党，成为防止政党异化、规制政党斗争的手段。 　　1.宪法起源于政党斗争英国是宪政的故乡，也是最早出现资产阶级政党和议会斗争的地方。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宪政的原点是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旨在限制王权,是英国贵族党集团对君主党集团不断斗争，对君主的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不断限制的产物。在英国宪政史具有标志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包括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均是议会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不断斗争和妥协所产生的。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议会中两个政治派别，19世纪30年代逐步演变为保守党和自由党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美国于18世纪80年代产生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两派，后发展为政党。作为近现代宪制经典的1787年《美国宪法》，也被认为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冲突和妥协的产物。 　　2.宪法逐步规制政党，防止政党异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选制、比例代表制逐渐确立，政党的社会基础、组织形式和力量来源发生了深刻改变，从权贵名流所构成的松散性组织发展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严密组织结构的大中型政党。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公民社会的介入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它不仅能操控选举，而且可以控制议会、主导立法。议会与政府沦为由政党一个马达所带动的两个机械。至此，宪法学研究和宪政实践开始重视政党规制。《魏玛宪法》首次在宪法条款中涉及政党(其130条第一款规定：“公务员是为整个国家，而不是为某一个政党服务。”)1923年的奥地利宪法把政党视为国家组织要素，试图将政党纳入宪法规制。20世纪30年代前后，政党对国家的影响进一步强化，特别是政党组织的异化使得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的宪政秩序无法得到保障，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促使宪法学者反思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开始高度重视政党的宪法规制问题。根据有学者对111个国家宪法文本的统计分析，共有64个国家在宪法中特别地对政党的相关事宜做出了规定，约占全体的57.66%。 　　目前有62个国家制定了《政党法》，亚洲有20个国家制定《政党法》，非洲有19个国家制定了《政党法》。1949年德国基本法实行“政党入宪”，联邦宪法法院在判例中实践了基本法关于政党法治的精神和原则。1966年“政党公共资助案”的判例导致了随后《政党法》的诞生。联邦宪法法院还在1968年、1976年、1986年、1992年对涉及政党财务的案例作出经典判决，推动《政党法》进行多次修改完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通过几个关于选举权和平等权的经典案例，逐步确立了政党的宪法地位。1944年的“党禁初选第一案”和1953年的“党禁初选第二案”，最高法院明确对政党的公共性质予以了承认：虽然政党不是正式的国家机构，政党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自此，宪法与政党进入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由西方宪政历程可见，当政党可以超越宪法和操纵宪法的时候，民主、自由和宪政体制将无法得到保障。为了确保民主、自由和宪政体制不受到政党的损害，政党必须处于宪法之下活动，宪法高于政党并规制政党，这才是二者应有的良性关系。 　　二、党高于宪：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政党与宪法关系 　　类似于西方的宪政历程，中国百年宪政史也是一部政党与宪法关系不断变迁和重构的历史。面对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革命党人成立政党，以图推翻旧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