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艺批评中的“我”.docVIP

浅析文艺批评中的“我” 　　近来，从庙堂到江湖，都在谈论文艺批评“失语”“缺位”，文艺批评“缺少批评”“缺少专业性”等现象，有识之士忧心不已。我以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很多，若就文艺批评家个人素养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缺一个“我”字。这里的“我”，指的是批评家作为一个美的欣赏者、评判者和阐发者所应有的主体性。人们常把文艺批评比作文艺创作的一剂良药。良药之良，在于对症，在于个性化。而要做到这一点，文艺批评家就应确立并高扬其主体性，以“我”之真感受、真学问，分析对象之真问题，说真话、寻真理。王国维先生论及艺术时说，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先生所说的“有我”、“无我”，讲的主要应是文艺创作。在文艺创作中，“无我”确实是一种十分高明而富有禅意的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艺术家，竭力排除外界诸般束缚，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展现艺术对象之美的本性，以精湛的艺术作品予人以美的享受。 　　但一个文艺批评家若处于“无我”之境，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于个体而言，为一种病态;于群体而言，则是一种乱象。在今日之文艺批评界，“无我”的批评家不少，大体又可分两类。第一类，什么艺术门类的作品都能说上几句，评上一番，但不论谈什么门类的艺术作品，都是那么一个套路、几句老话，原封不动地转引领袖论述，蜻蜓点水地掠过评论对象，轻描淡写地发几句感慨，虽语言优美、辞藻华丽、政治正确，但却缺乏从艺术本体出发的独立见解，遑论细致、个性化的美学阐释，他们最擅长的是为作品“定性”，或者说，以价值标签代替艺术评论。实际上，正是这种“审判书”似的语言，把原本蕴含在作品中的丰厚美学内涵，层层化约为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洞口号，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第二类，好用晦涩的概念、拗口的文辞、冗长的句子表达所谓“专业化”的思想，手持一堆写满“主义”“学派”的不干胶，随时准备贴到某部作品额头上，在他们心中，有一张西方艺术理论或传统中国文论搭起来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面对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拖到床上，太短的拉长，太长的砍短，大肆裁剪一番，以洋人、古人为圭臬，却视今人如无物，结果是把一些原本接地气、活泼泼的文艺作品风干成了某些枯燥理论的干瘪注脚。 　　强调批评家在欣赏和评判文艺作品时的“具体体验”，就要求文艺批评的起点是被艺术激发的情感，而非抽象的政治准则或理论框框。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说，不动感情写的一篇批评是不值得读的。当下之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深刻，阶层分化如此明显，思想意识如此多元，社会生活早已群体化、类型化、碎片化了，在这种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全新的生活形态中，又充塞着激烈的情感冲突。真正来源于生活的艺术，叙说的只能是某个群体、某种类型的生活状态，也一定是充满对这种生活状态的悲悯之情的。社会所热望于文艺批评家的，正是细致地挖掘并阐述这些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帮助人们完成一次审美之旅，从而获得情感的启迪。而这一切，都有待于文艺批评对“我”的探寻和锻造。 　　文艺批评家要找到“我”，需要突破可能遭遇的各种束缚。首先，来自政治的胁迫。在人类的历史上，政治和文艺从来是一对欢喜冤家。文艺无法和政治完全绝缘，但又不能被其绑架。在那政治过度干预文艺的不正常年代，文艺批评一度成为政客谋取权力的“开场锣鼓”甚至“棍子”。于是，政治鉴定取代了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家只要复述权力对文艺的评判就完成了使命，自然就不需要有“我”了，这样的苦头，我们在历史上已经吃过不少，值得所有的批评家永远保有一份警惕。其次，来自金钱的诱惑。文艺批评家不是生活在荒岛上的鲁滨逊，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准则影响着文艺生态，消费主义的阴影也时有投射到文艺的领地，一些文艺创作者可以理直气壮地高悬“润格”、明码标价“出场费”，但文艺批评家却似乎只能尴尬地苦守着所谓“精神高地”，有苦难言地“享受”着清贫。面对明显偏低的稿费标准，他们要拒绝“红包评论”，和评论对象及其利益相关方审慎地保持对话姿态，说出“我”的观点，不做应声虫，这除了需要一份对事业的热爱和坚守，更需要生态的净化和体制的保护。再次，人情的负担。中国社会格外讲人情，和权力、金钱这些“硬约束”相比，人情看起来很柔软，但它却是一记“化骨绵掌”，出掌无声却足以不动声色地把文艺批评家内心之“我”震得粉碎，让批评家因顾及自己或他人的面子而丧失直言的勇气，不忍或不愿指出那些本应批评的问题。 　　张扬文艺批评家之“我”，当然不是主张纯以批评家之主观好恶为标准。因为此处所说的批评家之“我”，并非生理之“我”、血肉之“我”，而是思想之”我”、审美之“我”。俞平伯先生说，“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