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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言话语霸权遮蔽下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 　　一、引言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①“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猪死抛水内，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噉，莲花生沸汤。”② 上述两篇诗作，第一首是大家都熟知的胡适的《蝴蝶》，另一首则是近年来逐渐被世人所了解的唐代诗人寒山的《猪吃死人肉》。可以说，这两首诗的语言风格非常相似，都属于十分口语化的“白话”。而得出这样的论断，不禁使人大为吃惊：难道白话诗歌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产生的吗?其实，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古代的中国一直存在着文言-白话两套系统，这是汉语语言体系的两种形态，分别作为古代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而被使用。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中世纪的欧洲，拉丁语就是其书面语，而但丁的著作《论俗语》则是专门提出文学应当使用口头语(白话)。又如印度，他们古代的书面语是梵文，而到了14世纪的时候，印度开始倡导文学使用方言，如孟加拉语、印地语等等各地方方言俗语(白话)，这些都可以算作古代印度的口头语。所以说，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一套语言系统，白话的使用和相应的白话文学的发展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那么，既然中国自古就有白话，为什么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没有注意到一直发展着的白话文学呢?为什么大家会错误地以为白话诗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的呢?为什么诸如寒山诗等中国古代白话诗歌领域的研究热潮是由美国等外国研究者率先掀起的呢?笔者认为，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古代的“文言话语霸权”。 　　传统史观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事实。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基本上是可信的。而随着西方新历史主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横空出世，历史便由信史变成了人们阐释的产物。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标识出历史客观性之外的主观性是一大进步，但是主客交融的阐释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这又将历史引向了另外一种极端。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不可能是真正的事实，当然也不会全然是阐释的产物。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笔者在总结前人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更为确切的论断：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斗争和掌控的历史。”而所谓的“话语”，则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理论，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这些法则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这种话语大致可分为话语解读方式、意义建构方式、话语表述方式和交流方式等等。③ 因此，掌握话语权，就意味着控制了建构特定文化的规则，就代表了真理、代表了权威，就可以依照某种意愿压制其它话语。 　　那么，接续上文的讨论，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就是不同话语权不断斗争的产物，而文言话语和白话话语的斗争则是其核心的部分。其实，文言和白话并不是天然就对立的两套系统，其真正的分野是从西汉开始的。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儒家体系构筑起了强大的话语霸权，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强的主导作用。文化霸权必然会体现在知识垄断的层面，而对于语言的垄断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儒家话语霸权影响下出现的文言话语霸权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胜者为王败者寇，话语斗争在确立某种话语霸权的同时，就必然会遮蔽掉其它并存的话语。因此，作为主流的话语，文言文及文言文学的发展脉络是清晰和凸显的。但是，作为弱势的白话话语，其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则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住了。而在这种“文强白弱”的局面下，现存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变得残缺不全，不仅得出的某些论断有失偏颇，而且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疑惑的“哥德巴赫猜想”，如唐代兴起的“白话诗派”其诗人身份和流传的问题，又如白话小说的作者考据问题。下面笔者将就上述困惑，从文言话语霸权的层面尝试做出解释，以期对残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作一些反思。 　　二、白话诗派 　　二战以后，美国掀起了一场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反文化运动。那时候精神家园失守的美国青年一代倍感迷茫，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经由日本传到美国的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作品上。可以说，如果不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如此高度关注寒山的诗作，中国的学界或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将注意力聚焦到这位早已被淹没于文学主流中的诗人身上。而随着国内学者项楚先生等人对相关材料和成果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直未被发现的“白话诗派”逐渐浮出历史水面。 　　并非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的所有白话诗作都属于“白话诗派”。“白话诗派实际上就是佛教诗派，或者说是‘禅’的诗派。它以通俗语言创作，采用偈颂体，其作者基本为在家居士或出尘僧侣，其渊源、成立、发展、兴盛和衰落，与禅学及禅宗保持着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