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朝阳沦陷时期行政机构的演变及其特点.docVIP

浅析朝阳沦陷时期行政机构的演变及其特点 　　一、日伪进行地方行政改革的背景 　　1932年3 月9 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公布《政府组织法》，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四权分立的四院制，“执政”由全国人民“推举”就职。第二天，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签订了一个密约。密约规定：“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施设竭力援助”“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通过这个密约及相关规定，日本掌控了从伪国务院到各省、市、县的行政机构，各部门都配置了大量的日本人，人事权、财权、军费等都受制于日本。1934年3 月1 日，伪满再次颁布《组织法》，规定改四院制为帝制，“满洲帝国由皇帝进行统治”，“皇帝”拥有统帅陆、海、空三军，掌握颁布“紧急训令”，宣布大赦、特赦等权力。事实上，溥仪的权力不过是一纸空文，真正掌握统治大权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36年9 月18 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的《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一文有言：“满洲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帮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的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一样”。如果溥仪“不以天皇之圣意为己意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地位”“关东军司令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所以，必须在皇帝身边设一名“常驻代表”，以监视溥仪之言行。起初的“常驻代表”人员不定，从1934 年后到1945 年日本投降，一直是吉冈安直。因吉冈“监护”有功，关东军将他由中佐升为中将，并专设一官名，称为“帝室御用挂”，即皇帝的顾问、替皇帝办事的意思。溥仪会客时,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应”;溥仪与外面来往的信件，须经宫内府的日人官员先行检查，再经吉冈核定信件是否送至溥仪手中。 　　1933年8 月8 日，日本内阁制定《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规定在伪满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日本对伪满的控制主要通过日籍官吏来实现。伪满的体制，是以国务院总务厅为政务中枢，厅长由日本人担任，厅下各处局的正副负责人和各处局下属的总务司或秘书处负责人，也都由日本人充任。1934年春，时在日本吞并热河省1 周年之际，日本对伪满中央机构的控制逐渐稳固，如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该年2月，日伪成立“地方行政研究委员会”，着手实施地方行政的改组工作。改组的指导原则是，“保证地方政治机构对在长春的中央政府完全服从”。在地方行政改革中，东北四省被划分为14个省。1937-1942年间，又增添5 省，共计19 省：奉天、吉林、龙江、滨江、热河、锦州、安东、松江、间岛、黑河、牡丹江、通化、东安、北安、四平以及东、西、南、北4 个兴安省。另有“新京”和哈尔滨两个特别市，作为伪中央政府的直辖市。伪满的行政体制改革，直接影响到朝阳地区的地方行政关系。 　　二、朝阳殖民机构的设置及其沿革 　　清代时，朝阳地区设朝阳、建昌二县，隶属承德府。光绪30年(1904 年)，朝阳升为府。民国2 年废府设县，隶属热河特别行政区热河道。1928 年，改隶热河省。日本侵占朝阳地区后，为了加强各县旗的联系，1933 年3 月末一度设立管辖朝阳、建平、凌源、凌南、阜新、宁城的六县指挥署，7 月改为六县办事处。与此同时，各县分别建立县公署。1934 年，将朝阳县划归锦州省管辖，凌源县、凌南县(含建平、喀左北部)仍属热河省，六县指挥署撤销。1914年，民国政府统一全国行政区划，建昌县因与江西建昌重名，先改称塔沟县，旋更名为凌源县。1931 年2 月10 日，将凌源县第3 区和第4 区、第6 区的一部及朝阳县的六家子区划出，成立凌南设治局(相当于县)，治所在今建昌镇。建昌沦陷后，同年6 月成立伪凌源县政府，9月改称凌南县，实行蒙汉分治，境内蒙族为喀喇沁左旗统治[5]。1937年3 月1 日，伪满进行第一次旗制改革，实施蒙汉分治，把凌源、凌南两县取消，更名为建昌县。一块土地上同时有两个行政机关，形成县治汉民、旗治蒙民的二元行政格局。这种蒙汉分治的格局导致蒙汉民之间误会常生，统治不便。伪满遂于1940年1月进行第二次旗制改革，实施蒙汉合治，把建昌县公署和喀喇沁旗公署同时取消，更名为喀喇沁左旗公署，仍设在建昌县公署故址--前凌南县旧址。将朝阳西南部划入土默特右旗，由蒙古王公宝音乌勒吉任旗长;将朝阳县东北部划出，另置土默特中旗(今北票市)，由蒙古王公沁布多尔济任旗长。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