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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理论资源与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危机 　　经多年积累，文艺学学科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在的表征在于部分文学理论家在体系建构方面更趋自觉。有学者就认为，在反本质主义的视域中，新世纪有三种理论体系尤为值得关注: 陶东风围绕《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形成的“整合主义”、南帆围绕《文学理论( 新读本) 》形成的“关系主义”、王一川围绕《文学理论》形成的“本土主义”。当然，这是就“反本质主义”论域而言的。其实，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并不止这些，童庆炳、杨春时等人的建构努力一样引人注目。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大多是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值得注意的是，理论教材的编写成为理论家建构理论体系的中介。这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教材的编写是理论家介入理论史、凸显自身学术特性与价值的重要方式; 是确立理论话语权威的符号象征行为; 教材本身的体系性也为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先天条件。当然，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仅依赖教材本身，也与理论家自身的理论建树密切相关。体系建构是理论家学术研究的自然升华。 　　一 　　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取舍中西文论资源，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历史语境是最厚重的决定性因素。晚清的溃败与现代性进程的开启几乎同步，同时也隐约映衬出中西文明传统的高低优劣。五四时期，现代的先行者们过于贴近历史大幕，实难对这一进程做出超脱语境的理性判断。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这一问题上，他们中的大多数近乎一致地采取了激进的批判立场。这一文化态度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早期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其他学科一样，草创阶段的文学理论也是以译介为主。鲁迅先生所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章锡琛所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成为中国人最初接触文学理论的入门读物。日本的这两本著作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后来田汉所著《文学概论》则基本是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的缩写本。由此可以看出，草创期的文学理论尚缺最起码的理论自主性，当然更谈不上理论体系之建构。 　　建国后的理论教材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觉。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与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百年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发端。两位学者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切近关系的同时，也有限度地持守着自身的理论立场。两部教材在体例上打破了苏氏教材三大板块(“本质论”、“作品论”、“发展论”) 式的固定结构，发展出影响至今的五大板块式结构( 在三大板块基础上增加“创作论”、“批评、鉴赏论”) 。在对待中西理论资源这一问题上，以群主编的教材有巨大突破，本土文论资源开始出现，而且占据的比例不低。 　　二 　　陶东风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导论”中批评指出，传统理论教材在处理中西理论资源时很容易下滑为一种拼凑行为。因为，中西理论传统的差异巨大，两者“具有极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基本范畴、理论框架以及表述形态”。比如一些理论教材在谈到“想象”这一西方概念时，就以中国的“神思”对举，这就完全没有考虑到中西文化哲学间的深刻差异( 西方为主体性文化哲学，中国为天人合一文化哲学) 。 　　应该说，这一批评具有很大合理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理论教材在理论资源处理问题上的巨大缺陷。针对中西拼凑型的教材编写方式，《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提出了自身的编写准则，即“以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为基本武器，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条件地部分吸收包括‘后学’在内的西方反本质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以发挥其建设性的解构功能”。从西方知识社会学视野出发，《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力图摆脱非历史化、非语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 　　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也与拼凑型理论教材有很大不同。他立足中国文论传统，意图构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他将其称作“感性修辞诗学”。他说: “置身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或中西对话时代，需要从中国自己的文论传统中提取属于这个传统而又能存活于现代并且富于阐释活力的合适的概念或观念，参酌进行中的中外现代文论，加以必要的转换和改造，构建一种既属于中国传统而又富于个性特色的现代文论框架。”这部教材极大程度地借助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概念系统与精神内涵，当中感性、兴辞、意兴、衍兴、兴象等概念都与古代文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在阐释文本层面、文学品质、文学创作与阅读等问题时，对西方的理论资源也有所借鉴。 　　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型的理论建构与“失语论”者之倡导甚是合拍。在后者看来，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当文坛上到处泛滥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感伤等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当代文论就已经失落了自我。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