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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从开始认真从事西方当代美学或文沦研究以来，我常常会遭遇到诸多师友这样的洁问:你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异域的理沦学习之中，意欲何为?这样或隐或显的质疑甚或挑战其实还常以各类话语形式旱现出来，例如诸如此类的疑问:从晚清到今天，我们学习西方也为时不短了，我们一直这样学下去，何时是个尽头?成天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还能指望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吗?中国人难道失去了文化自信力了吗?与其拾人牙慧，不如另起炉灶!中国的问题，西方理沦能解决吗?隔靴搔痒罢了全我们研究西方的理沦，显然达不到西方人的研究水平，等我们好不容易弄懂一点康德黑格尔，他们早在大谈现象学或结构主义了，等我们稍微搞明自一点这些新学，他们的思想又早进入后现代了，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龟兔赛跑，我们似乎永远追不上。既然如此，还不如研究我们本土的理沦。事实上，我曾经在一些场合对此做出了回应①，但对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学术疑虑，采取相对随意草率的回应，不足以解决问题，也并非对学术共同体展现尊重的一种方式。可是，要较为系统地讨沦如此宏大的问题，我们又该从何说起呢? 　　陈寅咯对中国学术未来的宏观预判有过这样一段名言:“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类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一、东洋的反抗与民族文化无意识 　　中国对西方人文学科的欲迎还拒、爱恨交加的矛盾心态，为时已久。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多世纪前张之洞定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战略，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依然具有文化实践的有效性。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所热切欢迎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后者已经大获全胜:我们不仅不再将科学技术目之为役心损德的奇技浮巧或异端邪术，而且我们甚至不再意识到它原本是西学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将它自然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把科学发展观定为国策。然而，西方人文学科却始终没有获得同等待遇。这一指涉人类社会的知识系统，与价值、传统、经验、历史和社会形态等相关，作为某种借以奠基民族认同的核心精神内容，在对它的取舍上我们始终遗巡迟疑，存疑虑。毛泽东在其“一七二一指示”中明自无误地告诫人们:“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当然反映了在特殊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某种未加掩饰的极端看法。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虽然大有好转，但对西学的抵触情绪并未销声匿迹。这既表现在“全盘西化”的口号在主流话语中始终沦为一种激进、边缘甚至简单浅薄的呐喊，表现在学界对于“食洋不化”、“西学教条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排击上，也表现为诸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之类的思维定势。 　　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情势视为一种与西方刻意保持距离的民族无意识。日本学者竹内好将这样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具体化为“东洋的反抗”，这是他通过熟读鲁迅而敏锐地体悟出的。竹内好如是说:“奴刁-拒绝自己成为奴刁一，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自觉到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即无路可走而必须前行，或者说正因为无路可走才必须前行这样一种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②竹内好认为，这样的态度与日本文化的性质是迥然有异的。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对欧洲产生了劣等意识，其反应是竭力追赶。这反而体现了其内在的奴才意识:“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壳地变成欧洲才是摆脱劣等意识的出路。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于是，使得今天的解放运动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这个运动无法完全摆脱奴才性格”③。 　　竹内好将主张不读中国古书、实行拿来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者鲁迅视为“东洋的反抗”的杰出代表，乍看起来颇为.吊诡，但其实，鲁迅逝世后被披上“民族魂”的旗帜，则说明了他的双重拒绝立场赢得了国人的广泛理解和尊重。学习西方，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变成黄皮肤的西方人，而是建构自身民族文化的一种途径。 　　二、作为求真意志的“知”与作为述行性的“知”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西学之被质疑，也与我们民族的认识型 　　事实上，“知”这个中文词与西方类似的词“知识”(knowledge)并不具有完全对等的含义。郝大维、安乐哲在其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中，通过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段话的分析而指出:“首先，通常译为‘to know’的‘知’，与通常译为‘wise’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