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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陆港两地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冲突与调适 　　一、陆港两地基本法解释方法的运用及其争议 　　( 一) 特区对基本法的解释方法 　　香港法律属于普通法系，普通法传统受到了基本法的保障。基本法在特区的实施必然受到普通法的巨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本法解释方法将受到普通法的影响。根据传统的普通法理论，法律解释应遵循三大基本规则，即文义解释、黄金规则及除弊规则。 在1997 年第一个基本法案件即马维昆案中，高等法院没有专门阐述基本法的解释方法，只是认为应根据基本法的性质与地位来解释基本法。首席法官陈兆恺指出: “在我看来，基本法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保持我们的法律及其制度不变( 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除外) 。”但他并未将目的解释方法与普通法联系起来。另一位法官黎守律( Nazareth) 更是明确指出，基本法是大陆法，不能运用普通法传统和先例约束原则等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可以看出，此时法院并未在普通法传统与基本法的解释方法之间建立起关联性。吴嘉玲案是有关基本法解释方法的一个重要案件。终审法院指出，决定基本法解释方法有两个基础，即基本法的性质与特区的普通法体制，而这就要求特区法院要运用普通法方法解释基本法。终审法院还认为: “《基本法》是为贯彻独一无二的‘一国两制’原则而制定的宪法性文件……解释《基本法》这样的宪法时，法院均会采用考虑立法目的这种取向。” 　　原因在于: “宪法只陈述一般原则及表明目的，而不会流于讲究细节和界定词义，故必然有不详尽及含糊不清之处。在解决这些疑难时，法院必须根据宪法本身及宪法以外的其他有关资料确定宪法所宣示的原则及目的，并把这些原则和目的加以贯彻落实。”在后续的张丽华案和黎施雅中，终审法院继续采用目的解释方法。但特区法院并未一直坚守目的解释方法，在庄丰源案一案中实现了从目的解释到文义解释的转变。终审法院虽也强调应以普通法的方法来解释基本法，但在具体方法的采用上，法院舍弃了以前的目的解释，转而采用最为经典的文义解释: “法院根据普通法解释基本法时的任务是诠释法律文本所用的字句，以确定这些字句所表达的立法原意……法例的文本才是法律。”根据这一方法，终审法院拒绝采用能够清晰说明立法原意的相关文件。由于先例约束原则，庄丰源案所确立的基本法解释规则成为特区法院的首要解释规则。除本案外，特区法院在其他案件中广泛运用文义解释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法院在普通法体制中的重要地位，特区法院对基本法解释方法的立场不仅限于司法系统内，还会影响到社会民众对基本法的理解。如在补选行政长官任期的理解上，特区社会就以文义解释为据，认为基本法“行政长官的任期5 年”的规定中并未区分新任行政长官和补选行政长官，应按字面含义理解同样是5 年。虽然在庄丰源案后，特区法院还经常性的提及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但法院在确定立法目的的方法上仍然采用的是文义解释。 　　正如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所指出的，法院追求的不是“立法者立法时的原意”，而是“文本表现的立法原意”，因为它推定基本法条文已能够表明立法者的意图，只须对条款表面含义作出准确界定就足以阐明立法目的，强调“立法原意”通过条文得以落实，“法院无权赋予其不能包含的意思”，“法院的职责是要确定所用字句的含义，并使这些字句所表达的立法原意得以落实。”在某种意义上，追求“立法原意”成为法院尊崇文本的一个正当性依据，而不是法院的终极目标，文本才是法院的终极目标。 　　二、体制决定方法? ---陆港两地基本法解释方法确立的原因分析 　　在释法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强调其解释是对立法原意的还原，但除第一次曾在解释中强调终审法院解释对立法原意的背离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采用原意解释而不是其他方法。而特区法院对此并不讳言，一直强调普通法传统与文义解释之间的关联性。在学理上，内地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原意解释与我国的立法解释体制关系密切。如有学者指出只有以立法原意解释法律才能保证人民意志的实现。还有学者断言立法解释体制决定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采用原意解释方法。这都强调了原意解释与我国立法解释体制之间的关联性。那么，解释方法真的是由解释体制决定的吗? 除体制因素外，陆港两地对既有解释方法的确立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 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原意解释的原因 　　1. 立法解释体制的影响 　　在内地，法律解释既非附属于司法裁判权的一种活动，也非附属于立法权一种活动; 它在法律上被单列为一种权力，一种通过解释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所以，法律解释权是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国家权力; 宪法规定这种权力属于立法机关，实行立法解释体制。根据这一原则，基本法解释权理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立法者的“自我解释”。作为立法者的释法者，希望法律能够按照自己的原意执行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