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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国际气候制度变迁 　　环境问题作为全球事务的重要议题，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由一系列协议与机制构成，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协议( 《京都议定书》，1997) 、资金机制( 全球环境基金，GEF) 、政治协议( 《哥本哈根协议》( the Copenhagen Accord) ，2009) 。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的基础是《联合国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其直接的正式产物。《联合国框架公约》是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变迁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指导全球环境政治领域政府间合作的文件。《联合国框架公约》并未对任何国家确立温室气体排放的有约束性限制。相反，它形成了一个气候变化问题领域进一步行动与合作的框架，正处于转型过程中。 　　像所有社会制度一样，国际气候制度一旦形成就以各种不同方式持续不断地变化着。“对于国际环境机制研究者而言，鉴于近几十年来法律承诺与制度的不断扩展理解制度变迁的需要具有更为强烈的紧迫性。几乎没有人为全球环境成为国际议题而伤心，然而什么原因导致制度扩散的问题尚未清楚。这是当下关切制度变迁的充分理由。”国际气候制度变迁涉及秘书处等制度安排、灵活机制等机制设计以及“共同但有区别”、“可持续发展”、“公平”等规则的变化。国际气候制度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那么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理解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选择国家环境战略的关键。基欧汉、奥兰·扬等曾经尝试着描述和解释制度变迁，但是大多数学者关注国际制度缘何重要、如何有效等问题。因而全球气候政治研究者没有充分探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模式、过程、来源等方面，以理解制度变迁对未来全球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战略选择。 　　一、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制度主义解释 　　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环境保护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并不像古典现实主义者，这些学者们假设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全球政治不仅仅涉及权力与客观利益，而且关系到认知、观念、知识、认同与意义。学者们往往从国家动机的角度探究国际制度的变迁。以权力为基础的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权力是国际制度变迁最至关重要的因素; 以效用为基础的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利益是国际制度变迁的主要因果因素，以观念为基础的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共识式知识是国际制度变迁的主要因果因素。尽管这三种制度主义理论以不同方式界定着利益，但是呈现出国家中心论的特点，假设自私是国际制度变迁中国家的基本动机。 　　( 一) 自由制度主义视角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关注政府间谈判、制度设计与有效性。在环境多边主义领域，大量分析属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框架。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描述了经济过程模式、整体结构模式、问题结构模式以及国际组织模式，作为理解制度变迁的分析工具。总体权力结构的传统解释模式强调，国家间权力竞争为全球环境政治提供了基本动力，塑造着国际气候制度的变迁。“总体结构模式和问题结构模式共同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只注重国家的权力能力，而忽视了国内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 　　颇为代表性的是，奥兰·扬建议以环境机制所面临的各种压力( 内部与外部) 以及这些压力下机制相应的弹性角度研究制度变迁。他提出“内生与外生相结合的论断”( endogenous - exogenous alignmentthesis) 。最重要的是，机制特点与其环境相契合的程度推动着机制的变化。这需要从生物物理、社会经济的术语来理解。机制的具体特点包括决策规则、制度灵活性、监管与管理能力、资源。外生特点涉及政治与经济的( 间断性) 连续性、问题特性、相关生态系统状态的变化。特定机制中内生与外生因素之间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机制变迁的方式。奥兰·扬指出了五种机制变迁的类型，即逐步发展、发展受阻、间断平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 、转向、崩溃。“《框架公约》---协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制度形式。国际气候机制属于发展受阻型。然而这并未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用的指导，因其涉及很多内生与外生因素。奥兰·扬有意地回避了当代政治科学，也即回避了政治，特别是低估了国际合作所面临的政治障碍问题。因此，奥兰·扬并未为理解环境治理的制度变迁提供一项更为有效的方法。 　　( 二) 建构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强调规范、观念在国家结构形成与转型过程中的角色，以此探讨利益与认同形成的机理。竞争性规范在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环境规范影响着行为体的利益及其全球环境制度。格里( Gerry Nagtzaam) 从规范政治角度解释制度变迁，表明了全球环境政治中三项重要规范如何影响着国际合作，即环境开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