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范型.docVIP

浅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范型 　　“话语”( discourse) 一般指特定语境下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话语方式就是说话或叙述的基本特征，一般体现为某一相对独立叙述系统中重要关键词的生成方式和表达效果。我们一方面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中话语方式的重要性，同时也承认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话语的相对自足性。所谓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即主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非针对某一族别、区域、文体或某些具体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局部研究。实践表明，在关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学科建构及模式转换的核心概念、重要术语、基本原理和学术框架等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现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虽然还不够系统，但确已较为广泛地涉猎了诸如民族根性、原乡记忆、历史想象、宗教情怀、生态智慧、女性叙事、母语蕴涵、双语写作、多语叙事、结构方式、文体选择、修辞技巧、语际交往、翻译策略、外来影响、文学地位、入史观念、比较诗学、理论品格等重要层面，客观上初步形成了自身特点。为了总结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基本经验，进而为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必要参照，本文试以新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论文为主( 兼及少量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性研究论文) ，从类型学角度切入，初步归结出几类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宏观话语范型，以便更为清晰地把握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主导性言说方式。 　　一、国家意识形态话语 　　尊重国家总体文学的基本话语战略，追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自主话语方式，最终形成相对独立并行之有效的民族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这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价值目标的有机内涵。基于此，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系统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主导下的制度设计和道路选择常常被学者们优先考虑，因而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话语地位。支撑这种权力话语范型的核心概念主要有: 国家利益、政党意识、社会主义等。 　　吕微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 又称“民族文学史”) 的当代著述是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党-政府规划、反映特定民族自我意识的集体幻想以及写作者个人见解相统合的产物。其中，国家意识形态、民族自我意识与学者个人见解所占的比重以及三者之间的结合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主要缘于国家意识形态对学术领域的介入方式不同及其前后作用的力度发生了变化。[1]基于此种判断，他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总体地归于国家学术和现代民族国家方案之列。欧阳可惺在论及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时，从另一向度印证了中华民族意识对少数民族作家及相关研究者的深刻影响。他认为，经由把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表现视为一个动态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过程的产物，可有效影响乃至改变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批评家将追求简单的、“纯粹”的民族主义作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想法，进而可望在深层次的认识理解中认同和确立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2]毫无疑问，无论是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民族意识形态，它们更多的时候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并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左右着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总体方向。 　　回族学者李鸿然在1984 年撰文指出，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客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社会历史情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最为突出的本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从其诞生的那天开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就担负着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及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各族人民群众的崇高使命。李鸿然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波折和失误，然而就其演进主流来看，其社会主义性质和总体方向却始终没变。[3]这种评价基本符合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 　　刘大先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意志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权威导向有清晰的论述，而且注意到市场经济时代“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显著影响。他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和建构的总体进程，无不表明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产物。此前，他曾论述过少数民族文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客观性与法理性。在他眼中，新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历史生成，主要基于两大原因: 一是在冷战格局中出于团结盟友一致抗敌的需要，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二者合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必然诉求与正确法理。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理想并不仅仅限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