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革命史与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docVIP

浅议新革命史与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一、被“革命”的革命史 　　革命史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内独步一帜， 1949 年以后的当代史尤是。意识形态左右下的革命大叙事是中国当代史唯一的叙事路径和方式， 1950 年代的上海研究也是这个框架内的一部分。革命叙事以既定的价值取向为基准，将1949 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截然两分。 　　从1990 年代初起，由美国历史学家发起的对1950 年代中国历史的再阐释，对革命大叙事提出了挑战， 1949 年的鸿沟已经不再是不可逾越。 　　1990 年柯伟林( William C. Kirby) 教授发表的关于1943 年至1958 年经济计划和政治运作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连续与变化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打开了重新解释1950 年代中国的研究之路①。此后，许多学者转向从国家建设与现代化渐进过程的角度来思考20 世纪的中国，开始探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间的延续性，主张重新讨论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打破政治学研究的一统天下，在美国史学界渐成热门。 　　此后，越来越多的论著以重建1950 年代中国历史复杂性为旨趣，试图打破革命史的一统天下，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转型与延续( 或断裂) 的视角观察1950 年代的中国，业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学术取向与兴趣所在。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 或现代性) ”相继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叙事路径或分析框架。尽管这两种叙事之间存在冲突，但对于革命史而言，都具有批判性，大有颠覆革命史之势。 　　从上述柯伟林那项开拓性的研究起，“集权主义论”颇具影响力。持这一主张的学者从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出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延续着的党国体制迈向顶峰的开端”。如孔飞力( Philip A.Kuhn) 所言: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他所论述的1950 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则是这个故事中的“必威体育精装版篇章”①。 　　虽然包括持“集权主义论”看法在内的许多学者并不主张以此为唯一的分析框架，但是，“集权主义论”的观察视角还是被一部分研究者推向极端。这种被余凯思( Klaus Muuml;hlhahn) 概括为“压迫叙事”的历史书写②，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激烈批评者中甚为流行。他们又回归到1950 年代初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代西方学者的看法，倾向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一个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国家”③。革命史的红色书写被“集权主义论”颠覆为黑色的“压迫叙事”。 　　涉及1950 年代中国的“压迫叙事”，目前集中在土改、统购统销、反右、大饥荒等方面的研究④，似乎与上海史研究较少直接关联。然而，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叙事框架。 　　“集权主义论”导引下的观察点都在对“国家”否定性的历史事件或场域中，叙述的是国家“吞噬”社会的过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成了唯一的、能动的主角，社会空间和“私”的空间迅速消失，“国家”之外的历史话题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经国家强力统合和改造后，所谓的“地方性”、“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迅速走向同一性，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史、地方史也就失去了特指的问题意识。1950 年代上海史的脉络只是在“党国”的场域内展开。曾经光怪陆离、纷繁多姿的大都市---上海的历史忽而变得线性而单调。 　　由此，“集权主义论”所导致的困境，是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只知有“中央”而不知有“地方”，其结果，则由相反的价值判断出发，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史学异曲同工，导入一部全能国家的政治史，如此，上海史将不再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有再度沦为国家注脚的危险。 　　当然，“警惕”并不等于抛弃，“集权主义论”叙事中的国家脉络仍然是研究1950 年代中国必不可少的路径。否认或低估了国家集权因素显然抛开了国家空前强势这一基本的时代特征，也无法解释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为何如此深刻剧烈，无数的个人命运际遇又为何如此起伏跌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叙事路径是近世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尽管现代化叙事十分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晚清以来现代国家或现代化连续进程中的一环，不具有与此前完全断裂、全新开端的意义，但论者充分关注1950 年代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和探索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基本政策和不平等的争论、社会阶层的形成与流动、不同群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联系。现代化叙事“将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