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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 最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邹建军教授给了我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会通》，我一看就爱不释手、辗转拜读，受益匪浅。文学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近30年来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文学地理学会通》这部近60万字的著作展现了杨义先生在这门新型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心得。他运用文学地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地气”、“三维空间”、“太极推移”、“剪刀轴”等这些新概念，对今后我们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 一、地理基因与少数民族之家族文学 基因又称“遗传因子”，是遗传的基本单元。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地理基因是个文化概念，指地理因子对人的思维、生活、文化创造等方面的影响。正如当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比较文学学者邹建军教授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一文中指出：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 。黑格尔也说过：“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所经历的生活地理环境对其思维、精神必定会产生深刻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封闭优美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许多民族作家创作的个性心理。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这些作家的审美心理，形成不同的审美取向。文学发生学中的“地理基因”，即作家成长经历中的故乡地理环境、当地人文文化传承、风俗习惯积淀为作家个人的心理因素、审美记忆，乃至形成他整个的思维模式、审美心理、文化结构，进而决定其审美题材选择上的乡土情结，并最终体现为审美风格的地理约束或地理特性。用杨义先生的话说，就是文学创作所接的地气，用地理基因这个概念重新审视研究中国文学。即考察土地的气息，包括山灵水怪、草木精灵、气象民风，由此产生的原始信仰和原始思维方式，以及民族家族代复一代的文化传承和流动等，对文化学者的精神渗透、滋育和植入文化基因。（杨义，《重绘中国文化地图》）少数民族中的家族文学创作就直接受到这种地理基因的影响。 家族文学，指一个家族内部产生数个递相传承、彼此影响的作家，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某些共同特点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家族当中出现多个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是常见的事，如三国曹氏父子、东晋谢氏家族、北宋三苏、明代公安三袁等。这些文学家族，声名煊赫，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家族文学主要出现在一些受汉文化濡染较深的民族当中，如明代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家族、清代贵州布依族莫氏家族、明清时期湖北恩施容美土司田氏家族等。 从田九玲开始，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康雍时代的200多年里，鄂西容美（今五峰）土司田氏家族内部，连续6代共涌现了9位诗人，而且人人有集。这一“田氏诗派” 诸诗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武陵山脉的壶瓶山北翼，壶瓶山横跨湖南石门，湖北五峰、松滋、枝江、宜都等县，群山巍峨、奇峰挺拔、植被茂盛、鸟语花繁，李白流放贵州路过石门曾留下“壶瓶飞瀑布，洞口落桃花” 的千古佳句。田氏家族长期生活在壶瓶山崇山峻岭间，奇峰幽谷令他们眼迷心醉、风物传说使他们耳熟能详，即使一次次远离乡关浪迹天涯，其难以排解的乡土情结仍是铭心刻骨、梦绕魂牵。“才到红尘又忆山，山中丛桂待予攀。”（田九玲，《归五峰庄作》） “丹丘风雨气萧森，石径迢遥路转深。总为青山堪避世，还因仙院可持心。”（田宗文，《登山以以留山院》）“性不欺云壑，情憨景自新。山山堪作画，岸岸可垂纶。”（田舜年，《山居五》）像这样的诗句在田氏家族诗人创作中比比皆是。家乡的每一处山川都是一幅好画，每一处溪岸都是一幅美景，是田氏诗人们栖息赏月、谈诗论赋的好地方。容美土司处于武陵山通往江汉平原之门户，荆楚文明在其东，蜀文化在其西，数千年来，巴风楚雨浸润不已、民间文学盛传不衰，自然神祇、祖宗灵异被人们顶礼膜拜，文狸赤豹、幽篁山鬼与人们相携相伴。其审美基因、文化基因都离不开最初的地理基因。“田氏诗派”所创作诗歌 反映出的男耕女织的羲皇古风、天地神祇的多元图腾、啸歌弦诵的文化传承、婚嫁丧葬的喜泪悲声、辗转流徙的命运跌宕、生离死别的心灵苦痛……（邓斌）都是田氏家族诗人们长期生活在武陵山这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中而打下的深深烙印。 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号杰夫、寿民，是清代著名汉学家和教育家，善诗文，诗风淳朴，留有《贞定先生遗文》、《示诸生教》等文集。莫与俦第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