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当下“农民工”形象的“农民性”.docVIP

浅论当下“农民工”形象的“农民性” 西方社会学将农民出身的工人称为“新工人”，将原有的工人群体称为“老工人”。由于习惯思维的影响，“农民工”是否属于工人，在国内曾经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上肯定“农民工”属于“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也已经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他们是否属于工人之所以会引起争议，与其来自乡土有很大关系，这绝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户口身份上，而且也联系着生存环境、文化濡染等复杂因素。 在“农民工”题材作品蓬勃发展的同时，评论界也存在一些异议。比如，质疑大量小说是将苦难作为一种感染人的力量，主人公在城市中的进退两难成了一种模式，作品以道德的义愤与廉价的同情取代文学的审美诉求等等。这些观点看到了这一创作潮流存在的缺憾，但也极易遮蔽许多作品的丰富意义。事实上，当下大量文学作品在书写这种现象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思考，而这些“新工人”身上萦系的“农民性”问题也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一、复杂的性格因素 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身上仍然带有农民气质，他们淳朴、善良、勤俭、隐忍；这些性格置放到城市的特定环境中，在不同的眼光看来，也可以成为消极的愚蠢、胆小、吝啬、软弱。而性格表现并非恒定不变，在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强烈的刺激下，它们可以向另一极端发展。他们的性格并非是简单的二元组合，而是有着自己特征的矛盾复合体。 初进城市，他们像对待土地一样，诚实地对待建筑等强体力劳动，却被认为是傻干；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辛勤劳动被欺骗时，其反抗在世故的人看来也是没有心计的，因而不具威慑力。他们的利益缺乏有力保障，在劳动关系中常常受到损害；他们又是心软的，工头的几句好话就让他们信以为真，又开始了无限期的等待。“等待工钱，把他们从劳动者变成了乞丐。他们圪蹴在空荡荡的楼壳子里，煮着简单的饭食。整天瞪大眼睛搜寻工头的身影。他们严阵以待的样子，仿佛是一些蓄机挑衅的闹事者。”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城市人的歧视和冷漠，工头的压榨和欺骗，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与愤慨，急需一条途径来宣泄。于是，工地上回荡着充满激情的歌唱，城市角落的小饭馆里多了他们“虚掷一金”的豪爽。 二、尴尬的身份认同 对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象城市工人一样成为城市的主人是他们的梦想。但无论如何努力，当下农民工却往往不被城市接纳，仍被看作外来者而备受歧视。作家尤凤伟对于这一状况感触颇深，“我的父亲在解放前离开村子到大连当了店员（也是外出打工）。但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迥然不同，我父亲从放下铺盖卷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城里人，无论实际上还是感觉上都和城里人没有区别。而现在乡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还是个农民工，城市人不肯接受他们。……”当下农民工形象的身份问题，正反映了现实中这一群体的尴尬处境。 面对还在乡村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有着身居城市的骄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他们从事的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得到的却是无从保障的微薄收入；他们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活，成了城市中最卑微的一群，“我想我就是一粒无根无基随风飘来的砂子，这粒砂子落在北京城里，是多么微不足道呵。”主人翁的自豪感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 三、对土地的矛盾情感 对于土地的依赖和热情是农民特有的，而这一群体因处境的特殊，对土地产生了若即若离的矛盾情感。土地的贫瘠，生存的艰难，是促使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当他们离开土地时，很多人满怀欣喜和憧憬，而冷酷现实迅速摧毁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掉转头回味起泥土的清香，怀念着家乡的宁静生活。可当他们回到家乡，看到真实的乡土人情时，失望与不适又使他们对这片曾经熟悉的土地产生了疏离感。无论是在追逐梦想的城市，还是在生他养他的故乡，他们都难以获得真正的归属感，当下农民工正面临这样的困境。 土地和庄稼对农民工来说是可以慰藉心灵的港湾，返乡有时成为他们的渴望。一度脱离土地的他们，一投入田野立即感到亲切，疲惫和创伤都在大自然中得以清洗。孙惠芬的《民工》中，回家奔丧的父子陶醉在庄稼的气息里，“几乎忘记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幸”。但主人公对家乡的思念往往是在遭遇坎坷时产生的，美好的家乡成为人物身处城市逆境时的精神支柱，因而对家乡常常有所美化。“在觅食的时候，他时时想着的是自己的巢，在外受了欺负，人家给他最差的食吃，他也都能忍。……他在想象中把童年的日子越想越好，把黄包包村的巢也越想越美。”当他们真的回到家乡面对贫瘠的土地时，诗意消散了，他们看到了家乡的破败，而与城市的对比更放大了这种差距。面对“柏油路的平坦和泥土路的坑洼造成的落差”，他们觉得不会走路了；习惯了城市喧嚣的耳朵一时无法适应乡村的寂静，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