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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的条件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对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公营工厂( 或国家工厂) 管理的积极实践和探索，不仅为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国家工厂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积累经验和奠定基础，还促使中国共产党自觉反思政权建设与社会结构关系，推进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理念的发展。本文将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开展的条件进行分析和考察，试图展现这一实践逻辑。 　　一、产业工人的集聚及边区工业的发展满足了工人运动实践主体条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工人通过各种形式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敌人展开各种斗争。上海日本企业中的几十万工人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中华海员工人、香港海员罢工，拒运日货;淞沪战役中，工人武装抗战组织起了有力的作用。平汉铁路等工人组成抗日武装，破坏军事交通、抗战活跃，等等。随着战争发展，上海、平津、无锡、青岛、济南、太原等主要工业城市相继沦陷;京沪、京杭、津浦、胶济、同蒲、平汉、正太、江南、陇海等主要铁路线的全线或大部被日军占领。沦陷区百万工人失业， 陷入流亡饥寒的境地。1938 年2 月初，日军占领同蒲铁路后，大约三千多同蒲铁路工人流落在西安。从1938 年3 月到1939 年9 月，中共中央派曹瑛、章萍、张健生等同志到武汉、西安等地招收工人，并在张浩领导下，先后在陕西泾阳安吴堡、延安柳林甸、桥儿沟等地举办了工人学校，包括安吴青训班职工大队、抗大二大队、延安工人学校、中央党校职工班等。工人学校吸引了大批国内和海外华侨职工奔赴延安。这些工人来自各地， 包括全国所有大城市的产业工人及海外华侨，在职业范围上也涵盖了各产业部门，这些成熟产业工人奔赴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工业创办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成为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 促进了边区工人队伍的壮大， 并逐渐成为边区工人运动实践主体的另一个重要来源。陕甘宁边区是近现代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当地一半多县( 区) 人民的一切日用所需全靠外面输送。只是到了1935 年10 月，红军长征到达这里以后，带来了一个小修械所和40 名工人，才有了一些小规模的印刷、被服等“ 工业”，工业基础基本为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积极发展边区工业。1938 年筹建和扩大了一批工厂。军事工业局局长李强和上海工业家沈鸿、钱志道等为边区机器工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军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些工厂到后来，起了很大的倡导作用。”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变化，日本改变了对华策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主要力量用来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陕甘宁边区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面积缩小，外援断绝，经济上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出现“ 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情况。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居民掀起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高潮。1940 年，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工业品“ 半自给”的任务，1941 年进一步提出争取工业品的生产“ 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奋斗目标，并加大对工业建设的投资力度，工业发展呈现突飞猛进之势，工厂数量快速增加:造纸、纺织、化学等公营工厂已增至97 个，大部分为机关、部队等所创办。到1944 年延安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时，边区总工会已经拥有会员60956 人( 其中产业工人达12538 人)。随着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一支以产业工人为骨干的、有广泛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成长起来，成为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实践主体。 　　二、工会组织的发展为边区工人运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中共对陕甘宁边区工人的领导通过工会组织实现。组织实质上是一种合作：个体为了实现某个既定的共同目标而必须使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达成的合作。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只有在他所依仗的合法性被优势者认为是不受在位的权力合法性影响的情况下， 才能实际地开展。陕甘宁边区工会组织就是由一群有着已定共同目标的工人组成的共同体，工人们通过工会并遵守一定的规则实施其对边区政府、边区社会乃至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影响。陕甘宁边区工会是党在边区领导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实践的具体领导者。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陕甘宁边区就已经有工会组织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组织动员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