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与趋向.docVIP

浅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与趋向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史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建国后十七年史学(1949-1966年)、文革时期史学(1966-1976年)和改革开放以来或新时期史学(1978-)。十年文革期间，受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史学被严重扭曲，出现了所谓的“影射史学”，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不仅被破坏，史实也遭到了歪曲和篡改。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发展，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史学与文革十年的史学一样，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①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巨大成绩，培养了一批人才，出版了大量成果，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史学新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② 　　不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是一种继承还是断裂关系，一个事实是，这一时期的史学确实存在许多不足和失误，比如研究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研究视野的过于狭窄、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批判大于继承、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看法不够客观等。③这些不足和失误，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要避免的，他们因此在史学实践中，尤其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上，都表现出了新阶段的特征。虽然不能确定1978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是在“自觉”地与某种学统发生决裂 　　一、新领域的拓展:文化史与社会史 　　1978年以前，史学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上，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种单一的研究状况，不但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反而越来越制约史学的发展。1978年之后，历史学家在反思过往史学弊病的同时，开始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希望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文化史和社会史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 　　文化史之所以率先成为拓宽史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口，是因为文化最能直观地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承和精神面貌。许多历史学家看到，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人手，不仅可以客观地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属性，而且能够更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描述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基本特征和多元发展。②同时，对中国进行现代性的反思，也使历史学家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希望从中找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并对中国传统的某些要素，比如儒学，作出重新评价。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都成为文化史研究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③文化史的复兴及之后出现的文化史研究热潮，不仅催生并带动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也将文化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仅以文化史研究渐入低谷的1988年为例，这一年发表的有关文化史的文章就有近千篇之多。 　　二、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革命史”到“全球史” 　　改革开放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形成了“革命史范式”，即认为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革命的历史。③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转向以经济现代化为中心，史学界提出了“现代化”范式，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这个新的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大趋势”。④“现代化范式”不仅向“革命史范式”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改变了后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支配地位。 　　虽然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将“现代化”作为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并批评“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说，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⑤但一些有着世界史学科背景的学者却强调“现代化范式”的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将“现代化范式”放在全球历史变革的进程中加以考量的话，它比“革命史范式”更具普遍性。⑥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不仅涉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理解这类学理问题，更牵扯到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学术宽容和思想开放等学风问题。两种范式之争的结果，不应当是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而应当相互借鉴、相互包容。“现代化范式”的开拓者罗荣渠早就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张海鹏亦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