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汪荣宝日记》对辛亥革命的记录与涂改.docVIP

浅谈《汪荣宝日记》对辛亥革命的记录与涂改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前驻日公使汪荣宝于北平“赍恨以终”。汪氏五十六年的人生中，举凡学术、诗赋、政事、行谊，可述者极多。所著《法言义疏》流传甚广，而有关音韵学的论文也颇著时誉。诗集名曰《思玄堂诗》，夙宗义山，兼采宋人，“隐约、清超，殆兼有之”。早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汪荣宝即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因“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而以“四金刚”闻名。一九一四年以后，历任驻比利时、瑞士、日本公使，尤以驻日时间最长，故与民国外交事务关系匪浅。当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汪凤瀛、汪荣宝父子双双谏诤，声动京华，有足多者。更可喜的是，汪荣宝留下了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日记。 《汪荣宝日记》稿本三册，起自宣统元年正月初一（一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止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三十（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内中唯一九一○年十二月三日至七日五天漏记，其余连续。汪荣宝此期供职民政部，同时身兼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资政院等重要机构的要差，深得各机构王大臣信任，既参预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要政，又起草、修改各项法律，草拟多种奏稿，筹备资政院开院，参与资政院议政，是清末立宪运动中的核心一员。加以汪荣宝记述详细，因而日记保留了宣统朝的大量重要材料，其中外人不得其详的秘辛甚多。同时，日记对于时局及许多重大事件，如光绪皇帝梓宫奉安的过程，汪精卫谋炸摄政王案的来龙去脉，辛亥鼎革前后的时局变迁等，亦均有详赡之记载。此外，汪荣宝门第清华，才识过人，既得拔贡功名，又曾留日卒业，交游几遍天下。日记所记社交人物，显要者如善耆、溥伦、毓朗、载泽、张之洞、袁世凯、陆润庠、吴郁生、林绍年、徐世昌、李家驹、赵秉钧、劳乃宣、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金邦平、杨度等自是极多，即今日名不甚显而当日实为名流者，亦复颇夥。因之，该日记为研究清末民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宝贵史料。 在整理《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二○一三年八月版）的过程中，我发现影印本对稿本有多处漏影的情况，其中一处多达 35字。更有意思的是，辛亥鼎革之际的日记有多处被作者整行涂黑，从影印本上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然而，从稿本上透过强光仔细辨识，尚可还原至少八处颇为紧要的内容。有鉴于此，下面拟将稿本中新发现的信息与影印本中原有的内容贯穿起来，再结合其他材料，略抒浅见。 辛亥年十二月，一封表白袁世凯心理的函件陆续登载于《申报》、《国民公报》等南北大报，一时广为流传，于时人对袁世凯的观感及南北议和颇有影响。令人惊奇的是，结合《汪荣宝日记》，可以断定，此函竟是汪荣宝致其父亲的家信。 《汪荣宝日记》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有云 ：“上父大人书一件。”十二月十四日（二月一日）记道 ：“饭后，到自治局访颂平，阅《国民公报》，载有一则题为表白项城心理之函件，据称苏军政府近日检查邮件，发见一极有关系之信，乃系京中某要人致同乡某君者，录之如左云云。审之，乃系上月二十六日余上父大人书，不知何以登入报端也。”次日又记道 ：“得本月八日六弟书，知上月二十六日余上父大人书，果受苏军政厅检阅。此种侵害民权之举动，究竟依据何种法律，殊为骇异。”其实，该函已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刊于《申报》，题为《北京某要津之秘密信》，原文如下 ： 近日苏军政府检查邮件，发现北京某要津寄友人信札一通，其窥测袁世凯之心理及论疏通北军各节，颇为有见。兹摘录如下，吾新政府当道诸公（聿）[ 幸 ] 留意也。 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当官兵占领汉阳后，前敌将士亟欲直攻武昌，项城连电止战，始开和局。张少轩守南京时，屡次告急求援，京外各处纷纷电请援应，项城一再迁延，乃豫备援师，临行忽命改南而北，卒开往张家口。其用心究竟何在虽难洞悉，要其不愿兵连祸结、取怨民人之意，自可昭然共喻。南军似不能深知此意，徒以（原报如此，下同）不留余地，以致北方军队咸动公愤，联络反对，危机遍地，此不得不谓为民军之失策也。……当此进退维谷之时，而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等督抚又连电反对共和，措辞甚厉。似此情形，实觉无从收拾。若一旦阁令不行，各处军队自由行动，则南北糜烂之局成，列国瓜分之祸至矣。此中消息，未识南中新政府亦有所闻否。如果真心主张共和，为国利民福起见，似宜迅速疏通北军，以平其气 ；□□□□，以安北人之心 ；发表优待皇室条件，以释亲贵之疑 ；实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则共和可望，国家可全。 一月十四日，时汪荣宝频繁活动于京、津之间，与袁世凯也颇有接触。信中对袁世凯及南北时局的即时分析，虽未必尽合实情，但所谓“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