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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依法治国合法性的总体构建思路 　　合法性，又称为正统性、正确性、合理性或正当性，在政治学中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其基础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从合法性的定义可以看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党、政府、规范系统和社会秩序得以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历史上无数的执政集团、政府或政治制度之所以被人们推翻、摒弃，就是因为其合法性降低，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无法构建、整合自己新的合法性资源，从而丧失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而变成了历史遗迹。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合法性资源的构成来看，其类型也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流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资源在于，其政策所带来的经济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增长。但随着人们的关注点越来越从经济收入转向社会正义、社会秩序、交易成本、环境权益等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必然面临着回应时代要求，从而巩固其执政地位等迫切要求。所以，依法治国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仅关系到这一治国战略本身的顺利开展，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稳固。由此可见，依法治国合法性基础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主体、内涵、程序、实施、效果、社会基础、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而在潮流激荡的当代中国，这些方面存在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取得小心谨慎的平衡，进而维护法律系统的整体性和内在自洽性，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和实践话题。为此，本文拟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对依法治国构建的框架做一理论上的探讨和梳理，以期为这一战略的顺利落实贡献绵薄之力。 　　一、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 　　从理念上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但理念能否落实为具体的操作实践，则需要缜密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尤其是在思想多元化和利益分化特征日益明显的当代社会，三者在操作实践中的相融性更显困难和重要。本文认为，三者在依法治国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中，其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人民群众是利益的载体，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的领导和践行法治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主要实现者。不管是在历史发展的实践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占据着本体和核心的位置。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最终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的执政诉求，两者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而在政治现实中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通过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处于政治系统的输入端，执政党的政策则处于政治系统的输出端，这一输出对输入的应合，则再次产生了人民群众下一循环的输入：支持。在对法律的渴求中，两者的关系同样如此。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将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并通过执法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人民群众是利益的表达者，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的领导和践行法治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协调者。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会通过选举、交易行为、迁徙行为、诉讼、信访、消极应对、媒体等各种途径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格局中，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但也存在着现实的巨大分歧和冲突，例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市场配额的分配、优惠政策的给予，等等，莫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差异化了的人民群众更多的是追求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然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这一整体利益对特殊利益必然有平衡、协调、引导甚至压抑的必要性。例如：在先富后富的顺序上，在自贸区试点的确定上，在分工格局的确立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守整体和长期利益。这一特征在依法治国的实践中也是如此。依法治国要求法律面前的去人格化，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此必然推导出平等的国民待遇要求，这就客观上抑制了各地利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政策空间。 　　第三，人民群众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必然由执政党通过厉行法治来实现。诚如前文所述，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社会正义的实现不可能由社会或私人来完成，这是由私人裁决和司法的内在固有弊端所决定的。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始终存在三种缺陷，没有确定的法律，人的情感与私欲会导致人们进入战争状态，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无从得到保障。为了避免进入敌对的战争状态，人们与他人订立契约：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与给参与契约签订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希望这个社会共同体以制定法律的方式，来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然权利。〔3〕(P9)所以，把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让渡给政府，是现代社会的普遍作法。在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执政党对法治的建设和践行，是对人民群众社会正义诉求的最好回应，也是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最好证明。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