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门口长城水门数目及“一片石”所指探讨总汇.doc

九门口长城水门数目及“一片石”所指探讨 常军富 沈旸 摘要：辽宁省绥中县九门口长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世界遗产，过河城桥作为九门口长城的重要一部分，代表了明代长城线上一种特殊类型。围绕九门口城桥的九门六门之争和“一片石所指虽然在考古发掘之后有所解决，但仍有继续探讨和释疑的必要。本文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及历史文献，通过对这两个历史疑问进行重新审视，可以看出，上游六门城桥晚于下游九门真实存在，“一片石”所指尚有很多疑问最后从建筑学视野，对城桥的选址和河床铺石的构造作用进行了解读，以此完整地呈现九门口过河城桥的真实性和自身价值。 关键词：九门口，一片石，河床铺石，真实性，文物价值 一 引言：关于九门口城桥的两个历史疑问 九门口长城位于辽宁省绥中县，历史上为一片石关，是明代山海关长城体系乃至整个蓟镇防御体系上的一个重要关口，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九门口长城所包含的众多文物本体中，过河城桥因为其类型的特殊和少见无疑最引人注目，九门口长城也因此被称为“水上长城”。其实，万里长城线上的“水上长城”并非仅此一例。据相关文献记载，同为绥中县境内的金牛洞段长城，同属明蓟镇防御体系的天津黄崖关等，也有和九门口相似的过河城桥。可见过河城桥只是明代边防对特定地理环境采用的一种特殊防御措施，九门口城桥可称这种类型的典型，但并非唯一。因此，九门口城桥的自身价值应该放到整个历史语境中去考量。 对于九门口城桥来说，关于九门、六门之争，以及一片石地名的由来，是萦绕着它的两个历史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对这些疑问进行了一些探讨和解答，但并不彻底，留下了一些有待商榷的空间。虽然这些问题只是一些历史地名和语句之争，但其背后却与历史上城桥的变迁及城桥的结构构造有密切的关系，笔者参与了九门口长城保护规划的编制，从保护规划所要求的文物的真实性和自身价值出发，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疑问进行重新审视。 历史上的九门口城桥几近湮没，现九门口城桥为20世纪80年代在原址上结合地下基址及少量地上遗存重建，在重建之前，绥中县文物部门组织了相关调查并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九门口城桥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九门口城桥八个桥墩及河床上的大片铺石。参与考古发掘的冯永谦、薛景平等先生认为九门是指这九个水门，志书中所记六门之说有误，以及“一片石”所指就是这一大片铺石。对于这些观点，曹喆先生曾提出质疑，薛、冯二先生予以反驳。 笔者的结论不同于前述学者，这些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志书中所记六门之说确实存在，九门与六门的改变涉及城桥位置的迁移。第二，“一片石”即河床铺石的说法尚存很多疑问，河床铺石的自身价值有待客观审视。下文将分别论述这两个方面。 二 九门六门的嬗变与城桥位置的变迁 关于城桥水门的数目，曹喆先生和冯永谦、薛景平两位先生发生过争论。曹先生认为九门口城桥原为六个水门，后来才改为九个水门，依据即是《光绪永平府志》中“复设正关门六以泄水，合之凡九门云”之句。冯、薛则认为方志所记为时人之误。首先，笔者认为，六门之说是客观存在的。《光绪永平府志》中虽有六门之说，但紧随其后即录有明孙承宗诗文“山分一片石，水合九门关”，纂修之人不会不知道九门之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六洞桥是在九洞之后的实际存在，此时九洞桥已不存，时人为附会九门之说，以六加三凑足，《光绪临榆县志》所录“九门口图”，可证明此观点。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冯、薛在反驳曹的文章中提及桥的上下游位置变迁问题，并认为上游位置在前，下游在后，但可惜这一论据被用来证明“一片石”所指。而笔者经过对比明清期间的史料，认为城桥九门与六门之说与城桥位置的迁移有密切的关系，且上游建桥在前的观点也存有疑问。据考古发掘报告，在今天城桥位置的上游约50米处，也发现有河床铺石及桥墩基础，说明此处也曾筑有城桥。查明代到民国关于一片石城桥的文献记载及图录表，城桥的位置的确改变过，就图录来看，《乾隆临榆县志》“关隘图”、《光绪临榆县志》“九门口图”和“边城图”、《民国临榆县志》“边城图”图中所绘城桥皆位于上游，唯《光绪永平府志》之“边口图二”图中所绘位于下游，即今天城桥所处之位置。 这就发生了孰前孰后的问题。冯、薛二先生从桥梁工程的观点出发，认为上游建桥要早于下游，因为上游水狭而急，桥易被冲毁，后乃改于下游建桥。此论虽合于情理，但尚有疑问。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上游水狭，铺石面积较小，桥洞数必小于九。而据明清史料，九门之说最早，明末孙承宗《入一片石五首》中“山分一片石，水合九门关”一句即是明证，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清嘉庆年间；次之为六门，《光绪永平府志》中始有此说，所绘之图亦为六门，《光绪临榆县志》图录也作此绘；最后为三门，见于《民国临榆县志》。若按桥洞之数推桥之位置，则桥应先出现于下游，后才改为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