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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与创造性叛逆 　　摘 要 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由三个阶段组成：理解、选择和表达。在这整个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原文读者的阅读理解，还是作为译文作者的创作，都涉及到译者本身的知识、经验、情感储备，他的文本空白，以及主流诗学、双语文化、读者、赞助者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交织出一个互联互动的互文性关系。译者就是在这种互文性中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表现出了创造性叛逆。 　　关键词 互文性 创造性叛逆 译者储备 文本空白 主流诗学 　　引言 　　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由三个阶段组成：理解（业已表达的信息）、选择和表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译者拿到一个文本，首先要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储备对它的内容、语言、文化内涵、文风等进行分析理解，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根据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作者、原语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译者、赞助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对翻译策略、文本修辞、译作风格进行选择，在最后阶段，将他的理解和选择力所能及地用最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 　　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与文本之间是相互指涉、感应、接触、渗透、转移的。而这里的文本具有极其广阔的含义，它指的是狭义的文本，即文本自身，以及影响文本的文化、社会、历史、权力等外部环境，还有作者、译者、读者三者的知识储备、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等。因此，可以说，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上述的那些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储备、原文、作者、原语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译者、赞助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都是互文性体现。 　　在翻译中，翻译即创造，翻译即叛逆。造成叛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不同的语言、文化的差异性、翻译生态环境中各要素之间的互联互动性。与语言因素相比，创造性叛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非语言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出版社、目标语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目标语读者、译者本身知识、经验、情感体验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更受到互文性因素的影响，换言之，互文性是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出现的一大原因。 　　1. 译者储备与创造性叛逆 　　翻译的第一阶段是理解，也就是对原文的阅读。“文学作品的阅读是一种‘意向性投射’，即把读者自己的理解、愿望、想象、情感和体验投射于文本的活动。”因此，译者作为原文的第一读者，就将自己的知识储备、文化底蕴、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等都掺入了原文，而译者与作者处于不同时空，故他的储备与作者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因而，创造性叛逆也就不可避免。同时，由于译者具有双语背景，他的储备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创造性叛逆的出现形式及其造成的影响。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的意向是最为丰富的，因而它的翻译总的来说也是最难的。诗歌中的互文性隐喻随处可见，无论是写作、阅读还是翻译，都需要很强的文学文字天赋、艺术鉴赏能力和互文性解读的本领。而译者，作为一个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作者，还需要具备互文性传递技巧。也就是说，译者是处于双重互文的地位，他先是要对原文进行理解，与原文互文，然后要对互文性理解进行传达，而在这传达过程中，他需要与读者互文，创造出读者认可的译文来。译者的双重互文性就要求他必须具有双重的知识、经验、情感的储备。 　　以唐代诗人李商隐《锦瑟》一诗中“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一句的翻译为例。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为“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 / From sunburnt jade in Blue Field let smoke rise!”，而刘若愚先生的译文为“In the vast sea， under a bright moon，pearls have tears；/ On Indigo Mountain，in the warm sun，jade engenders smoke”。 　　显然，两位译者的译文各有特色，许先生的译文增删较多，而刘先生的译文由更为贴近原文。在两位译者的翻译中，我们都能清楚地认识到两位翻译大家对“沧海”“蓝田”“明珠”“暖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名词汇、意向韵味、情感寄托等都了解颇为详细，也能引起互文性共鸣。如果将这种翻译交由一个母语为中文又精通英文的人来读，他必然认为刘先生的译文极为贴切、忠实，许先生的译文则更为随意、叛逆。但我们如果考虑到译文针对的更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且不强调译文读者积极的互文性阅读（即主动针对译文扩展阅读来增进理解）时，就刘先生的译文来看，读者很难通过译文诗句的字面表达探究到原文中内涵的典故意蕴，也就很难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很难理解这些地名和物件与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许先生的译文，虽然创造性改写痕迹非常明显，且进行了大胆的信息增加，例如，他将该句前半句译为“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