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和民族融合的几个问题.pptVIP

第三节　　动荡中的南北中国 胡汉纷争与民族融合 东晋南朝与江南经济发展 一、一般的理论和此期民族融合历史之大略 　　民族共同体 的瓦解，自然环境变化是其中的因素，社会历史变化更是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根本因素。 　　民族是一种流动、发展、变化的历史性社会形态，而民族融合则是这种历史性形态的一个典型特征和客观必然。 生产方式的变革发展，是实现民族融合的经济基础。 民族迁徙形成的杂居共处局面，是实现民族融合的一个必备条件。 语言的统一是实现民族融合的一个必备因素。 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心理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是更高层次上的同化和融合。 1．北方民族的内迁及其融合于汉族。 2．南方诸族出居平地及其与汉族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数百万北方的乌桓、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南方的山越、蛮、俚、僚等族与汉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发展壮大，更富有创造力。同时，也使一些原来较低于汉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少数民族纳入汉族共同体，实际上也加速了自身社会的发展。这就说明民族融合是民族共同体的流动和发展。从纵向看，民族融合是一种历史，具有前后相因的连贯性；从横向看，民族融合又是一种结构，具有左右关联的系统性。 二、关于民族迁徙 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就是动因多。 　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 。 　　　战争 　　　　　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徙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三、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 　　被称为“五胡”的诸少数族政权中，传统的部族因素，部众所习惯的异于华夏的名号和权力运作方式，在最初都是十分浓厚的。同时，华夏典章提供的专制权力，也会让部族首领一见倾心；适合统治编户齐民的官僚行政，至少对管理被征服者的汉族士民，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胡汉杂糅”一度构成了诸少数民族政权的突出特点，尤其是在初期。 　　 　　“胡汉杂糅”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继续使用纯粹的部落名号和制度，包括“胡汉分治”。二是新造出的官名，字面上仿佛是汉式名号，但并不真正是汉魏制度。三是搬用汉制，但移植过程中发生了各种扭曲。 　　于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置汉辅，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署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次仆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亚公。（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大单于制的变化亦能体现胡汉杂糅 。 少数族带来了不少胡式名号，除单于、左右贤王外，又有部大、豪大、城大、城郎等，胡三省说：“是时东北夷率谓主帅为大”，是通用于东部鲜卑段氏、宇文氏、慕容氏的共同称呼。又前燕政权有“俟厘”之名，胡三省说：“俟厘，盖亦鲜卑部帅之称”。 胡汉杂糅并不是部落名号与魏晋官名的简单融会，二者的结合造成了不少新东西。一些机构、官职虽出自部族影响，却非旧有。 拓跋族势力在建立北魏之初，以平城周回五百里为畿内，拓跋族居之，其组织形式为“八部”，其外的更大区域，则称为“甸服”，诸多“新民”居之，编制形式也是“八部”。分部制是鲜卑旧制，带有明显的部族色彩。此一时期，北魏的官职有许多为鲜卑官名。如近年披露的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残存280多位随从大臣中，其官号有：折纥真、斛落真、羽真、内行内小、内行令、内三郎、内行内三郎、内阿干、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贺浑吐略渥等，和我们所熟悉的汉晋官号相去甚远。 　　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朴汉济教授在其《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等一系列论著中提出的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新体系，即“胡汉体制”和“侨旧体制”论。 　　关于“胡汉体制”,朴汉济认为，自东汉末以来,中国西北和北方的胡族大量迁居内地,并纷纷建立政权。于是从公元3世纪到9世纪，胡汉关系,即两种生活习俗完全相异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冲突，乃至最后的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