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设计2.doc

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它的艺术特色和成就主要表现在讽刺方面。这部作品通过周进、范进等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真实生动地显现其真伪、善恶和美丑的本来面目，它不但讽刺了科举制度外在的种种弊端，而且将笔锋深入到被科举制度折磨、毒害，灵魂被扭曲的人物内心深处，运用夸张、对比等各种亦喜亦悲的讽刺手法，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科举制度下士人们的丑恶嘴脸和封建末世衰退的世风，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腐蚀读书人的灵魂，摧残人才及败坏社会风气的罪恶，穷形尽现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世道人心，对各类市侩小人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和讽刺。另外，在其语言在描摹世态，曲尽人情方面也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常常寥寥数笔，就使人物穷形尽相，画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 关键词 讽刺艺术 真实性 悲剧性 喜剧性 语言富于表现力 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小说的代表作。作者吴敬梓以其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把功名宦海中的沉浮变幻、富贵利禄的人生百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它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其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从作品所反映内容来看 一、《儒林外史》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相结合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其作品在真实地展示出喜剧性情节的背后又隐藏着悲剧性内蕴，锋利冷峻，振聋发聩，使讽刺包含有深邃的社会批判和巨大的文化容量；同时也形成了“慼而能谐”、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表现出其独特的艺术品格。但作者对各类人物所持的态度又不一概而论：对腐儒是带泪的讽刺，对假名士和斗方诗人是鄙视的讽刺，而对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是愤怒的讽刺了。 在作品中，最先登场的便是迂陋穷酸腐儒。他们都是受功名富贵毒害而不自觉的科举迷，他们的愚昧、痴迷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作者讽刺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种对他们进行精神虐杀的科举制度。周进、范进执迷科场数十年，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艰难攀登，但周进六十多岁了还没爬上秀才，范进五十四岁了也还是个老童生，他们那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样子，完全是被科举等级制度压垮了身体和心灵的悲剧形象。周进饱受了贫穷之苦，更连连遭逢年轻秀才、举人乃至乡人的轻视和侮辱，最后还连糊口的塾师位子也丢掉了，当他偶过贡院进去见到号板时，数十年郁积胸中的悲苦辛酸怎能不使他一头撞去？范进一生最熟悉的是贫穷，最害怕的是丈人的臭骂，而心路历程经历最多的就是失望，虽然他惯性似地还要去挣扎于科场，而其实他早已丧失人的信念，不敢有非份之想了，他那微弱的神经怎能经受得起中举的喜讯骤然降临？这“二进”的一哭一笑，典型地描摹了科举迷的畸形心灵。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辉中理学流毒已深入骨髓，他立志“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劝醒愚民”，终日手不停笔，连坐馆的功夫都没有。女儿受了他的言传身教，丈夫死以身相殉，他不悲反而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理学竟可以把人性异化到如此荒唐的程度。 在湖州莺脰湖盛会、杭州西湖诗会、南京莫愁湖高会等几次聚会中，出现一帮整日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以诗名互相吹嘘的“名士”，这些人不走八股正途，似乎厌弃了科场功名，貌似风雅，实为科举制度的派生物，不过是一些闲得无聊的纨绔子弟，名落孙山的科场士子，搔首弄姿的斗方诗人，招摇撞骗的帮闲篾片，他们装腔作势，攀附权贵，在骨子里对功名富贵依然念念不忘，但面对在科举正途未能成功的现实，转而投机取巧，攀附权贵，讨些残羹剩水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贪欲。作者正是通过这几次聚会揭露出这些假名士的无耻丑态和肮脏灵魂。但这些人格扭曲的假名士形象又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士子心灵毒害。 在“病态”的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身上则是对“丑与恶”的讽刺和批判。他们是科举制度的直接产物，出仕则大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则大多为土豪劣绅，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前者如王惠、汤奉，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压榨百姓，贪婪成性，作威作福；后者如严贡生、张静斋，通过科举特权，交通官府，鱼肉乡邻，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样，作者就把科场批判与官场批判、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既在更深层次上揭露科举制度的腐败，又提高了全书的思想价值。 二、真实性和喜剧性相结合 《儒林外史》的讽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它能够面向现实，挖掘其社会根源，使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得到高度的统一；在表现讽刺对象的喜剧性特征时，绝不以主观好恶去阉割客观形象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