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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办学质量的制度约束及提升策略 　　摘要：我国大学制度问题已成为制约办学质量提升的瓶颈。大学办学质量的制度约束表现为政府越位与缺位，竞争机制作用不明显，导致质量发展的政策依赖以及质量提升动力不足；治理主体难以准确全面地反映大学的质量观和质量标准；缺少契约文本及专门机构，无法反映多方质量诉求；对内部治理主体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易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质量主张等等。因此，需要对大学权力松绑，建立质量监督约束机制；加强配套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竞争机制；完善内部质量契约文本及机构建设。 　　关键词：办学质量；现代大学制度；制度约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提出以质量为核心，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任务。实质上，大学办学质量与现代大学制度之间联系紧密。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保障大学办学质量提升的基础，而大学办学质量是检验现代大学制度成功与否的重要指针。[1]这些年国家在提高大学办学质量上不遗余力，在以“加强内涵建设，提高质量”的政策方针的指导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如“985”、“211”工程的建设、质量工程建设，此外还有一系列评估活动：1994年的合格评估；1996年的优秀评估；1999年的随机性评估；2002年以后，开始了五年一轮的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我国大学伴随着评估活动的深入进行，做了大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探索，学习了许多国外的理念和方法，也改善了办学条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办学质量仍然不高。归根结底是现有的大学制度约束了目前大学办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一、从我国大学办学质量问题看现有大学制度 　　（一）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李约瑟难题及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都是对中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拷问。工业革命及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发生在中国，世界科技中心随之转移，说明我国并没有掌握这些核心技术，而掌握这些核心技术的关键是人，我国匮乏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及科技领域的杰出人才，自然也难以掌握这些核心技术。[3] 杰出人才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高质量的大学教育无疑是培养杰出人才的最好沃土。[4]我国现有大学教育培养了很多“知识人”，但却鲜有造就出影响社会文明进程的卓越人才。大学没有按照杰出人才的培养规律去办学，确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将责任都归因于大学，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者说杰出人才不能显露，原因有很多，如“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实用主义传统使许多发现停留在经验层面，没有转化为发明创造；中国的小农经济，制约了人们对科学的探索[5]；国家过分强调大学教育社会本位的工具价值及同一性，忽略了人的个性培养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影响杰出人才成长的最根本原因。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学自治权较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所以人才辈出，大师云集。应该说，以中世纪经典大学理念为基石的大学制度为杰出人才的产生与成长提供了最好土壤。 　　（二）科技创新不足与科技转化率低――中国制造业发展瓶颈 　　制造业体现了一国生产力水平，但由于虚拟经济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制造业备受忽视。随着金融危机及泡沫经济的弊端逐渐显露，一些发达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制造业的重要性及制造业空心化的危害，美国先后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英国制定了“2008制造战略”和“新产业新工作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的民族战略（工业4.0内涵是规模化的订制生产），希望能抢占制造业制高点。从规模上看，中国已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高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小，缺少世界制造业知名品牌，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制造设备仍需从国外引进。[6]在这场科技竞赛中，创新性不足以及科技转化率低且质量不高是中国的短板。大学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场所，对振兴我国制造业起到助推作用。但我国大学科技资源闲置情况严重，大学专利被许可、转让的比例远低于10%，以国内某顶尖工科大学为例，每年的专利超过1000件，有时候甚至有2000件，但是专利许可转让的比例不过是个位数。反观美、德、日等国，一所大学每年的专利数一般在700件左右，而专利被许可、转让的比例平均约50%。[7]大学创新与科技转化率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大学科研管理集权色彩浓厚，科研申请模式基本是国家制定项目指南、大学申请研究、政府财政拨款；不重视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经费分配不合理，成果转化资金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科研报销制度及科研评价体系不完善，这些都是制度的问题。[8]一言以蔽之，国家管理过死，没有给大学足够的自主权，现有大学制度不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利用。 　　（三）直接为社会服务职能不完善――定位不准、学术性不强 　　大学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