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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国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制度设计 　　摘要：在传统的制度环境之下，由于缺乏开展深度合作的内在动力与外部约束，我国高校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安排总体来说是低效的。同时，由于路径依赖效应的存在，尽管当前制度环境的变化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但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很大，制度供给的“时滞”现象突出。鉴于此，应当采取人为设计与自然演化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方式，遵循“顶层设计、试点推进、激励相容、深度对接、联动改革”的原则，同步推进决策咨询领域、高教管理领域、学术评价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改革联动机制、动力传导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全面提升高校智库的决策影响力，使其在完善我国决策咨询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对策研究；制度经济学 　　“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是国际公认的衡量智库水平标准。其中，影响力尤其是决策影响力，是判断一个智库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标准。高校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具有学科齐全、人才聚集、相对独立的特殊优势。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又加之受到“学术本位”的体制惯性影响，高校智库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改革力度不够”等体制弊端[1]，与我国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甚至是部分民间智库相比，决策影响力明显较弱，极大地制约了其在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智力支撑作用。 　　针对这一问题，以下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就如何提升高校智库的决策影响力进行理论探讨。 　　一、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偏弱的制度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环境决定着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进程等，但是制度安排也反作用于制度环境。[2]从我国高校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既有制度安排来看，传统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其低效性。同时，当制度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时，这种低效的制度安排又因为路径依赖效应而成为难以逾越的制度瓶颈，很难通过自我改革的方式而实现制度创新，这正是当前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偏弱的制度根源。 　　（一）传统决策咨询制度环境及相应的制度安排 　　1.传统制度环境的主要特点。在传统的决策咨询体制之下，国家层面对决策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并没有提升到一定的战略高度，决策部门常规的咨询需求通过党政军智库或社科院智库，基本上能够满足，对高校智库的决策咨询需求不高。与此同时，由于“学术本位”的评价体系占主导地位，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主要兴奋点在于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和申请纵向项目，开展决策咨询的激励不足。在我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出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新型智库建设有关讲话出台之前，这种制度环境处在一种相对均衡而低效的状态，双方既缺乏开展深度合作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也很少有打破这种制度均衡的意愿。 　　2.相对应的制度安排。决策咨询制度构成智库行动的制度环境，智库在决策咨询体系中的结构关系和定位决定了智库的参与模式。[3]与这一制度环境相对应，我国当前高校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单向式。比较完善的建言机制是一种多阶段的双向互动过程。[4]而反观我国，决策部门与高校智库类似于一种上下级关系，高校智库一般都是在政策制定前提出建议，然后由决策部门酌定，双方缺乏双向的互动与交流。且在这一过程中，高校智库仅仅拥有决策建议权，并无决策参与权。二是松散式，即决策部门与高校智库并非长期的、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仅仅是因为某些课题研究的需要而开展的一次性合作。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通过招标式进行的智力成果采购，就是这一制度的典型模式。三是指令式或委托式，即由决策部门出题，甚至是确定研究方向、重点，直接委托某一高校智库进行按需研究的模式。“政府出题―智库干活―政府采纳”是这一模式运行的主要逻辑。[5]在这一模式之下，高校智库在研究视野和独立性上存在较大局限。 　　（二）制度环境变化与制度变迁动向 　　1.制度环境变化。针对高校科研体制封闭运行、对国家与地方重大战略的智力支撑作用不强等问题，《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鼓励高等学校开展战略决策咨询研究，瞄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建设服务政府决策的智库。”[6]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开始明确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结合起来，上升到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高度。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7]为落实上述文件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教育部也随后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