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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的生活智慧 　　《战国策》是一部介乎子、史之间的典籍，主要记录了战国时代以纵横家为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外交辞令和政治主张等，同时也记载一些历史事实。作为其中一篇记述纵横家游说言辞的典范之作，《邹忌讽齐土纳谏》之所以历久传诵，很大程度并非邹忌“说了什么”影响着后人的思想――建立制度性的言论通道，保障人民的话语权力，尽管这一民主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弥足珍贵，但是，真正让它流芳万世、惠施无穷的，恰恰是凭借其“怎么说”的劝谏智慧与言语技巧，让人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在解读这类作品时，需要我们回归生活的本原，从日常交际时的演说情境、交流礼仪、论说互动、辞令“善说”等等，进行全面、综合地考量与研究，或许会撷取别样的收获。其中，邹忌劝谏时选“准”趣味话题、找“准”倾心对象、用“准”表达技巧等交流艺术，隐蕴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一、永恒的美及审美――选“准”趣味话题 　　美，一个诱人而迷人的字眼，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发现美、崇尚美、追求美是人的天性，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审美则是永恒的话题，一头系于亘古，一头延绵未来。邹忌是一个爱生活、富情趣、懂审美的人，尽管《邹忌讽齐王纳谏》并未全面地、立体地展现其生活、兴趣、爱好、才智等情状，但像他那样天生出落美、关注美、推介美，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官场上，实难寻觅。我们在啧啧赞叹于邹忌以“比美”话题巧妙地讽劝齐王纳谏之余，更是为他庆幸：“美”总是厚赠予他――让他具有天生丽美的优越感，使他拥有消遣评美的闲情心；特别是让他遇到明君美政的“悦”己者。正是这些诸多“美”事，最终成就了邹忌这段“美”的佳话。 　　美，客观的存在，既是审美的对象，又是美感的源泉。“一方面‘美’是物质的感性存在，与人的感性需要、享受、感官直接相关，另一方面‘美’又有社会的意义和内容，与人的群体和理性相连。”①文章从邹忌与徐公比美落笔，泼墨成文，揭示自然美、社会美的内涵。 　　自然美。人的天生丽质美貌，主要指外表、体貌之美，属于自然美。文章提及两位“美男”，一是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一是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i丽”。邹忌偏偏要弄出邹忌“与徐公孰美”的疑问――尽管徐公之美，文章及史料并无写实，单从“齐国之美丽者也”――齐国美男子的品牌代言人，便不言自明恐怕徐公要略胜一筹。邹忌虽说难摘齐国“美男”的桂冠，但凭其堂堂相貌、满腹才情，足称齐国乃至战国时代的“极品”。天生出落得如此标致、帅气，是与生俱“得”的厚爱，是独一无二的资本；爱美、呵护美，则需要后天的培育与付出。“朝服衣冠，窥镜，”邹忌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穿齐衣服，整好帽子，唯恐有细微差误，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一身整衣束带、仪表堂堂的正装，镜子里透出着衣饰、帅气的浑成之气。这里与其说是对邹忌衣着美、关注美的行为描述，不如说更是一种爱美、呵护美的心理闪现。只有关注自身之美，持之以恒地培育美，付出心血地呵护美，“美”便成了他的理念追求，爱美自然就成了他的生活习惯。 　　社会美。貌美是出于人的本源，爱美是出于人的信念，政美则是发乎人的品性。政美属于社会美范畴。“社会美是指存在于社会领域中的社会事物的美和人的美”②，“不简单是指个人的行为、活动、事功、业绩等等，而首先是指整个人类的生长前进的过程、动力和成果。”③古往今来，能将形貌之美、品性之美有机融合、达到完美境界的，则少之甚少。“邹忌便由好色的层次跃到了好德的层次，由个人的心理活动、私生活的狭窄圈子飞升到了政治哲学的思考与实践的层次，第一次使‘好德’与‘好色’两种互相冲突的人生追求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与完美的展示。”④诚然，“好色”“好德”与“美貌”“美政”相去甚远，邹忌竟能处方寸居室，不沉湎“美”“色”赞誉之声，保持“慎独”静思，找寻自己的缺陷，并能正视、明辨“美我”言语的曲直是非，触类旁通，推及治国施政理念。邹忌“入朝见威王”，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坦诚“王之蔽甚矣”，美在其“言”；让齐威王欣然接受建议，纳谏除弊，美在其“行”；广开言路，不战而胜，达到“平天下”的政治目的，美在其“果”；由寻常家事联系国家大事，为国恪尽职守，全心匡扶明主、建立霸业，美在其“德”。邹忌的可敬可爱之处，未苟且于个人的形貌美，也不在乎别人的是非评判，勇敢地将私生活赤裸裸地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率真地表白内心的惴惴不安，隐喻地表达施行“美政”的希翼。推行美政，实现强国梦，展示崇高的境界美。至此，邹忌完成了由感性存在美的认知、到理性社会美的相连，直至提升至美政的践行，从而完成从日常性情之表现转向“好德”秉性之展示的高度。 　　发现美，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态度；欣赏美，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体验；品评美，则更是一种绝妙的审美智慧，需要借助体验去觉察。“审美是介于感性功利实践与理性抽象思考之间的一种主体心理活动。”⑤邹忌